中国红酒市场研究与分析

在许多消费者眼里,红酒象征着一种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甚至将红酒与浪漫的情调联系在一起。然而,为什么国内外红酒价格差异如此悬殊?我国的红酒市场境况究竟如何?广大消费者甚至是生产者、经营者对红酒市场又知多少?本文基于深入的调查,通过对我国红酒市场及管理办法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红酒市场多方面现状及红酒产业所凸显的行业"短板",对于如何规制红酒市场,使其健康发展提出建议,让经营者意识到其管理与营销存在的问题,找到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与目标,同时也让广大消费者甚至是普通群众了解红酒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红酒鉴别的重要性,让他们明白消费,理性消费。     

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

利用“2012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 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将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采用 OLS、Probit 和中介效应等估计方法,考察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三者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将税 收营商环境划分为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两个维度衡量,发现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均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企业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上充当着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潜在的 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成立。 基于此,从税收营商环境方面提出促进企业出口的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生态效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的情形下,生态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采用2001-2015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各地的生态效率,进而以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为解释变量,建立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将空间效应分解为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地方财政自由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存在,生态效率建设存在“以邻为壑”的局面.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国际化绩效研究: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

本文以公司创业领域的国际创业导向视角和动态能力视角,研究了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国际化的机理和路径。以208家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调查问卷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国际创业导向、适应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国际创业导向对其国际化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适应能力在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国际创业活动不仅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也通过适应能力间接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     

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贸易流转加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首先从降低贸易运输成本、管理成本,实现数据共享和推动跨境支付等方面,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域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一结果在改变样本量、滞后控制变量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以及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信息透明度在数字经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投入水平,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积累、搜寻渠道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区间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企业用工调查数据,利用区间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工作搜寻渠道、社会保险等对于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政府、市场中介的搜寻行为都无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未参保农民工,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对农民工工资也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面板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扩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技术差距为门槛变量,建立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仅上海、江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小于、等于门槛值,其余省(市)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均大于门槛值。当技术差距小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会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基于本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技术差距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同时强化进口贸易、研发资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等政策组合。     

国外流通产业竞争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加人WTO之后,我国流通产业发展面临着双重重大课题,首先要增强流通企业国际竞争力,必须制定保护民族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及产业组织的产业政策;同时保护企业正当竞争、禁止垄断。但进入后WTO时代,当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型零售企业培养与建立,以及国外的超级零售企业的逐步进入,他们都对中国流通业市场竞争格局、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及最终对中国的生产制造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健康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后WTO时代,中国政府有必要制定合理的流通产业竞争政策从而对维护健康的流通产业竞争环境,规范流通企业的竞争行为,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