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来自巴东县石桥坪村的经验

本文总结了巴东县石桥坪村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认为,它们对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新农村社区建设一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二需要土生土长的领袖人物,三需要以农民为主体,四需要经济脱贫与文化脱贫相辅相成.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社会理性视野下的"民工荒"探索

2004年以来,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中国南方某些城市,首次出现了民工短缺的"民工荒"现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巨大变化,农民工不再是被动的无限供给,而是理性的有限供给.本文通过对"民工荒"现象的分析,发现"民工荒"的实质是农民工的理性及其理性跃迁的结果,并以这一结论为基础展开了对"民工荒"应对措施的探讨,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改善农民工境遇分别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治本和治标措施.     

宋诗分期问题研究述评

民国以前,大多为感悟式判断,缺少严密科学的论证,"点"的描述胜于"线"的把握;民国后至建国前大约有以时间分之二分法、三期说、五期说及以体派分者;建国后70年代前进展不大,80年代后呈现多元化态势,时间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是此期研究的突出特点.     

“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

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都与丧礼有关,表示死者远行不返,因而成为死亡的讳称,历代文献中的其他解释不足为训。前代所谓“大行之称,起于汉氏”的说法,实为误识。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自铭为“行器”者,其功能可与《仪礼·既夕》中的记载互相印证。青铜“行器”的用途绝不限于征行、燕行等,它们也可视为随葬的“遣器”。“行器”自铭出现的高峰期正是春秋时期,而《仪礼》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契合。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论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及启示

《管子》、《商君书》与《韩非子》三部法家经典著作蕴含丰富的国家信用观。法家呼吁建立国家信用,认为国家信用是国家法律得以贯彻的基础,对于国家建设、外交攻防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提出信先于法、法高于权、权为法用的原则,以及立法树信、执法固信、普法表信的国家信用建设方法。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对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推行依法治国具有借鉴意义。     

观：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

“观”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基型,它由感性、理性、情感交织而成。“观”照自身,反“观”本心,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并在主客体的统一中达到和谐,体现出中国人本主义的审美倾向。同时,“观”体现了东方审美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即感性理性交互为用的直觉思维、内向思维、体验性思维和意向性思维。与西方局限于认识论的“观照”相比,中国的“观”是主客交融的情感体验,“观”出的是一种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