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数据的变化看重庆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通过收集整理建国以来重庆GDP的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从总量、相对量、指数及结构等不同层面对重庆GDP数据进行了截面和时间维度的变化与比较分析,并以全国及其他直辖市为参照,全面剖析了重庆经济发展的演变轨迹和运行特征,并分析预测了重庆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总结出重庆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重庆经济结构的调整思路和...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98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层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比较微弱,必须加快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为什么我国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会长期下降

自1952年至今,我国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总体下降了60年,期间经历了不同的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从理论上尚未给出一致的充分解释。货币服务的是全部的交易额,即不仅服务每年新增值的交易、资产的交易,还服务了中间产品的交易。经济的高速增长意味着,相对于总收入的增长,中间产品和参与交易的资产在加快增加。因此,总交易额的增长超过总收入的增长必然导致货币需求量的"超额"增加和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下降。因此,"超额"货币被中间产品和资产交易增加占用了。一个欠发达经济体从开始收敛到进入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释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应该向经济系统的稳态均衡解寻找答案,而应该重点分析收敛过程中的非稳态均衡解及其有关参数的相互关系。     

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中国IPO抑价问题的局限性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资本市场研究,解释IPO抑价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文中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现状和IPO市场实际情况,供求不平衡是我国资本市场最根本的矛盾;制度性缺陷是引起我国IPO抑价的理论根源,阐述信息不对称理论在解释中国IPO抑价问题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以期望提高对中国IPO抑价问题的认识。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的视角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视角切入,识别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主要源自努力不均等,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70%,而机会不均等的贡献率仅为26%左右。但与努力不均等相较,机会不均等程度及其对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收入获取过程中农村居民间机会不均程度在加深。此外,众多收入差距决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迁移、职业等因素是农村居民努力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年龄、性别、所在地等环境因素是农村居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不仅需提高努力回报来强化努力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还应重视弱化环境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并致力于将补偿环境差异作为主要措施。     

脱贫地区农户网络销售产品的意愿分析——以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为例

本文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7个国家级贫困县1564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普通二值模型和稀有事件模型,研究了影响脱贫地区农户网络销售产品意愿的因素,并使用T检验法分析了制约农户有网络销售意愿而无实际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村中有电子商务支持政策、村里有电子商务服务站、农户参与过生产类或电商培训等11个因素的影响是正向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高的影响是负向的.在有网络销售产品意愿的前提下,农户是否实施该行为与农户的电子商务技能以及当地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显著相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基于城市转型的韩国知识城市研究

进入后城市化时代的韩国在城市转型为知识城市中一直走在亚洲前列,充分分析韩国城市转型中的几个典型案例,有助于我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吸纳新经验,创新新模式,增加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政府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会计监管的有效与适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对政府会计监管的作用、缺陷、和适度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我国政府会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结合现状,提出了完善政府会计监管的相关建议。     

政府管制下的出租车行业问题分析

政府的管制政策与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冲突有着一些直接的联系.政府管制导致行业出现潜在的垄断收益,刺激行业出现较多的纯粹的投资和投机行为,行业的投资一服务链条因此被延长,其中衍生的矛盾也就增多.在行业的矛盾和冲突中,出租车公司经常是众矢之的,但出租车公司仍有存在的价值,政府应对出租车公司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规制,同时通过经济手段诱导更符合社会期待的出租车公司类型的出现和普及.另外,政府也应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对过度的投资和投机予以适当的规制,让行业的投资一服务链条更趋合理,更符合行业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