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制裁思路——对当前20个样本案例的考察

考察目前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20个样本案例可知,该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犯罪手段网络化,司法规制范围模糊化与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特点。为此,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科学界定本罪意涵,匡正刑法规制范围,改善打击着力点,统一裁判尺度。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司法处理,应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并重的司法理念,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行政去魅的基本立场。具体的制裁思路是：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犯罪化的定性,应围绕本罪保护目的展开,重点惩治"有效宣扬"行为;定量限制应贯彻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除个别情形外,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工具有多种用途,原则上不予没收。虽然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固然要突出其预防性打击的特点,但也要恪守刑法惩治犯罪的法治底线,使处罚范围和力度符合公众预期,切忌"过度反应"。     

违法性认识的本土化

违法性认识是各国刑法都会面临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在我国径行引入德日刑法的故意说和责任说存在规范依据和基础理论上的本土化障碍。立足于我国《刑法》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和实质的犯罪故意、事实—价值一元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可以将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认识解读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即行为人对自身行为违反国家基本法秩序的认识。在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上,应当采用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原则、个别人的认识为例外的适用标准。对违法性认识错误应当分类适用不同的规则,在因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行政犯引发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场合,可以转化为事实认识错误来处理。围绕违法性认识展开的争论是我国刑法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而使其本土化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穿透式监管如何嵌入合同治理——以“天策公司和伟杰公司股权代持纠纷一案”为例

穿透式监管自提出以来应用范围日渐泛化,甚至从行政监管向司法活动延伸,成为法院判决背后的"匿名者",直接影响了金融合同裁判的基本思路。但究其实质,穿透式监管与金融合同之间并不存在价值判断的逻辑关系,穿透式监管的功能在于发现金融活动背后的投资者与真实业务,其发现的过程多以穿透合同而实现,所以穿透式监管廓清了金融规范的公私法二元结构。穿透式监管嵌入合同治理需明确其"客观穿透"而非"价值判断"的功能定位,在金融合同内部治理上遵循私法自治,对违反规章的行为遵循实质判断原则;在合同群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则需穿透金融合同之间的关联关系与群落规模。     

数字经济塑造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实证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相关面板数据,论证了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效能。文章首先通过熵值评价法测算了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然后运用描述性统计、ADF检验以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二者辩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成渝地区的数字经济总体呈现波动上升发展趋势,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和新优势;此外,政府参与程度越高,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具有正向增进作用。提出三点对策建议：充分发挥成渝双核的辐射作用,带动非核城市经济发展;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区域经济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