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侦查中的令状制度探析

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司法说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只要这种权力运用恰当,这些手段是自由的保卫者;而假如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强制措施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内.作为司法审查手段之一的令状制度,功能在于通过司法权对侦查权进行制约,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笔者从其渊源、理论基础着手,借鉴各国实践,阐明在中国刑事侦查程序中设置令状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简要构想.     

群体性事件中旁观行为的恶性转化研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常常将事件本身作为关注的焦点,忽视了对一类特殊群体——旁观者的研究。最初的非事件参与者受好奇本能的驱使成为旁观者,随后在一系列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其旁观行为发生恶性转化,由旁观向参与、甚至是向违法犯罪转化,这无疑会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破坏性。反而观之,正是由于旁观者并非群体性事件的初始参与者,组织性和依附性不强,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是极不稳定的偶合群体,决定了其在心理上具有可引导性,使得通过适当的疏导措施避免旁观行为的恶性转化成为可能。因此,探讨旁观行为恶性转化的心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心理疏导与犯罪预防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新加坡作为自然资源短缺、辖地有限的城市国家,人力资源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源的构成要素中,公民道德素质是其最重要的部分,道德教育之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之盛衰。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以增强“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为首要道德培养目标 以“东西结合,创新中求实效”为主要方略 以构建立体化、整体一致性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为主要保障,尊重并发挥大学生道德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性、参与性 以“新加坡共享价值”的探讨引领高校公民道德教育。     

刑法需要亲情的回归——以亲属间洗钱行为处罚的悖伦理性为视角

作为与伦理最为接近的一门法律,刑法与伦理规范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立法者解决情法冲突的立法典范。洗钱犯罪具有财产的流转性和隐蔽性两大特征,近亲属成为洗钱的最佳人选。然而亲属间的洗钱行为多出于亲情考虑,洗钱者面临着“忠孝难以两全”的选择困境,法律应上承天理下顾人情,在一定范围内容忍人性的弱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对亲属间洗钱行为的处罚都缺乏刑罚的有效性。但“亲亲相隐”制度在洗钱罪中的引入必须受到一定限制,主体上应仅限于直系亲属之间,主观上必须以维护亲情为目的。     

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与方法

综合分析、客观评价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绩效,是提高投资决策水平,改进运营管理和完善在建项目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举措。根据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点,依照科学严谨、系统全面、特征突出和操作可行等要求,确立由实施效果、经济效益、可靠程度和环境影响等四个一级指标及若干二、三级指标组成评价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绩效指标体系,并借助DEA方法对城市道路交通子系统(市内加油站)的运营绩效进行了案例分析。     

通胀率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

通过研究不同通胀率趋势状态下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胀率的影响关系,足以判断股票市场与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证研究发现,1994年1月至1999年12月通胀率下滑时期,通胀率与股票真实收益率之间存在微弱负相关,实际上是受不显著的代理效应影响;2000年1月至2011年9月通胀率震荡攀升时期,通胀率与股票真实收益率显著负相关,来源于显著的代理与货币幻觉效应。因此,通胀率影响股票真实收益率的传导机制以及股票市场对各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敏感度都取决于通胀率趋势状态,而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事先抑制通胀率趋势性上扬,就能达到维护市场稳定发展的作用。     

论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建设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是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的重要一环,也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的前提。我国部分地方政府近年来的融资实践表明,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政府信用评级制度的基础,相关制度的完善是准确评级的前提。因此,为确保信用评级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必须加强信用评级的法律制度建设。其中,培育评级机构信誉资本、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促使评级机构加强信息披露尤为重要。同时,还需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公司治理结构、利益冲突管理、评级的操作规则、信息发布规则、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范加以明确和细化。     

法益论视角下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之类型化

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界定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逻辑起点。将个人信息绝对权化，违反《民法总则》第111条规范目的，不符合“权益区分三标准”，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背离比较法上的主流趋势，应予否定。个人信息的本质是一个法益综合体，法益的保护宜采用德国式的类型化路径，有“违反保护性规定的侵权任”和“故意背俗致损的侵权责任”两种，前者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具有更大优势，应作为主要保护路径。以行为作为主要基准将有关个人信息的保护性规定类型化，具体分析每一类型确立的行为标准以及违反时的侵权判定、责任承担、抗辩事由等，能够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体系。     

网络竞争场景下视频广告过滤行为认定反思及理路重构——基于42例司法判决的文本分析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市场孕育出花样翻新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使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陷入困境，视频广告过滤乃个中典型。实证考察发现司法机关在研判视频广告过滤行为性质时，遵循的是严格行为规制理念、笼统侵权行为分析模式与单一利益侧重考量方法，背离了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标定位。理当纠正视频广告过滤行为认定的错误认知与不当做法，在理念上“去严苛化”，落实包容审慎规制；在模式上“去套路化”，转向具体行为具体分析；在方法上“去中心化”，确保多元利益综合权衡，实现视频广告过滤行为性质认定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