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认同探究

大学生文化价值认同主要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网络语言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语言变体,是当前网络文化的表征,它折射出大学生作为主要使用群体的文化价值认同困境,这种困境从认知、情感、行为上体现出来。破解这种困境需从确立文化身份,获取文化认知,树立文化意识,提高行为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个体认同路径;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层面构建社会认同路径;从构建大学生文化价值认同网络话语、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两套体系强化大学生文化价值认同的实效。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中小股东治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且这种抑制效应具体表现为高管平均薪酬的降低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薪酬治理作用在法律环境较好、业绩压力较大、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较轻的情景下更显著。此外,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还可以提高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以及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薪酬契约的治理因素,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及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红色歌剧及其文化价值

红色歌剧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代表作,以可歌可泣的历史史实、富于地域化的音乐风格和波澜浩瀚的舞台艺术,再现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民气动山河的红色精神。红色歌剧兼具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品的实践性、人民性和审美性,其精神内涵包含着开拓精神、拼搏精神、鱼水精神等,通过使用壮丽的艺术语言和再现革命年代的民族记忆,不仅使这种民族艺术形式获得了高度赞誉,更再次发挥了红色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中的文化价值。     

从 “Motherland” 的文化意味看可持续发展

我们仍然面临着先辈们所面临的问题，即生存问题。我们依然依赖于自然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对自然的依赖并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减弱，因为科技并不能确保我们的生存。人类与自然友善相处，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关键。社会文化价值观与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或许就是我们从“Motherland”的始源意义所能看到的。     

荷兰与芬兰教育体系及特点比较

荷兰与芬兰的教育都很发达,虽然同属西方教育模式,但各自的体系和特点有所不同,荷兰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欧的教育模式,芬兰则代表了北欧,比较二者的异同能使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从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包容性领导对医疗团队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团队认知的视角

基于对75个医疗团队的实证调查,从团队认知的角度探讨了包容性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任务互依性作为调节变量。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包容性领导对团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团队知识共享和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在包容性领导与团队绩效间起中介作用;3）任务互依性显著调节团队知识共享和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作用。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产业集群“大共生”治理的形成逻辑及运用框架

在产业集群已超越一般产业范围,集群治理理念的生态学本源回归后,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已由制造系统内的工业共生扩展至制造业与制造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共生,以及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市场、行业商会、政府等主体之间的跨类共生,由此,产业集群的共生治理已由单一领域企业共生演变为在一定的集群区域中涵盖工业共生、产业共生、跨类共生在内的多产业、多领域的“大共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