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跨国传递效应——来自中美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依据Hicks和Acemoglu的技术进步方向定义,将生产函数设定为CES形式,使用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方法测定并对比中美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通过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美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跨国传递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整体为资本偏向性,呈逆要素禀赋发展趋势,且与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走势基本一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对中国存在跨国传递效应,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主要受美国影响,但存在1-2年的时滞,而要素禀赋结构和自主创新并未使技术进步转向资本。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践形式、机制路径与可能的研究突破——“技术革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学者对话录

我国《“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旅游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国传统旅游业发展模式暴露出的诸多问题阻碍了旅游者需求的实现和满意度的提升,为此我国旅游业亟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旅游业供给体系实现与旅游者需求相适应的创新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旅游业质量提升的基本价值指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了特定技术条件下旅游业满足旅游者动态需求的能力,这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这种判断,《旅游论坛》编辑部发起了主题为“技术革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学者对话活动,邀请了6位长期从事旅游研究的学者,结合其自身教学和科研经历,分享他们关于该问题的思考。本次对话,聚焦在如下5个方面,即:旅游业发展中技术革新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从技术革新角度来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应该如何界定和分析?技术革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是什么?技术革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论题,及和创新点可以包含哪些方面?技术革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领域中,...     

旅游体验质量对游客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我国旅游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体验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旅游体验质量已成为影响游客目的地忠诚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桂滇黔四个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检验、稳健性检验和模型拓展的方法,探究旅游体验质量对游客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旅游体验质量及其各维度(旅游消费体验质量、环境氛围体验质量、基础设施体验质量、地方特色体验质量)对游客满意、游客目的地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对游客目的地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在旅游体验质量对游客目的地忠诚影响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全球品牌中国元素战略对消费者态度影响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将感知品牌本土性作为衡量全球品牌有效融入中国元素的前提因素,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引入消费者的面子意识,以及基于品牌对消费者的意义引入国家传统意义,剖析它们如何影响品牌态度。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家传统意义中介感知品牌本土性对品牌态度的正向影响效应;相较于质量和声望两大机制,国家传统意义发挥更强的中介效应;面子意识的不同维度对中介效应存在差异化调节作用,想要面子正向调节国家传统意义的中介效应,而怕丢面子不产生调节作用。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景区与社区商户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旅游景区与社区商户良性合作是有效激发乡村经营主体活力、培养本地发展能力与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文章通过数理分析、案例研究与深度访谈等方法,基于乡村旅游地不同发展阶段研究景区与社区商户双方的利益协调及可改进区间,以此探究双方合作的阶段性规律及其协调机制。研究主要得出：(1)双方合作共赢,理想均衡结果是平均分配新增收益;(2)双方竞合中由于社区商户信息不对称,景区企业一般占优,但收益分配比率不直接影响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大小;(3)景区新增投入以应对生态环境等外部性问题时有利于促进双方合作,但并不利于总经济绩效。立足良好的企地关系与共同富裕目标,应加强景区与社区基础协议、景区与社区商户动态契约以及加强政府非强制性干预、社区文化建设等。     

中国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建设：东北振兴视角

<正>导言石坚（专题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2]。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3]的任务,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形成梯次配套产业圈的重大战略性安排。     

双边市场下电视传媒平台兼并的福利效应分析

从双边市场视角研究了电视传媒平台企业兼并及其产生的效应,探讨了电视传媒平台企业的兼并与单边市场内企业兼并的不同之处.研究表明:从平台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电视平台企业的兼并能带来更大的利润;从广告商用户的角度来看,电视平台企业之间的兼并并不会损害广告商的利益,反而降低了广告费,增大了广告量,提高了广告商的利润;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广告量进行比较,在广告商较少的一定条件下,电视平台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将低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广告量,存在广告量供应不足.     

现金流量、公司结构的流动性约束与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与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受公司结构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投资机会一定的情况下,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显著,企业投资支出不仅依赖于当期的经营现金流,也依赖于当期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另外,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外部融资需要付出信息成本,企业外部融资面临的信息成本不同,其公司结构的流动性约束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同。我们发现,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集中的股权结构、更高的融资约束指数以及更大的企业规模的上市公司在投资支出上表现出对企业当期资产的流动性及未来经营现金流量更大的依赖。     

公共压力、社会声誉、内部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内在激励促使企业充分地披露环境信息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决定因素.我们发现,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比例和水平逐年提高,但披露内容具有选择性和应对性,对污染物的排放后果、法律诉讼以及可能面临的或有负债等负面信息披露不足;来自环保部门、政府的公共压力或政治成本,以及企业品牌声誉的内在激励,显著地影响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和水平;来自银行债权人的监督、企业的两权分离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但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