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四川方言志语音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新编撰四川方言志语音志存在记录方音体系不完备、不准确、不规范 ,以及方音特点未得到记录等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到方言志的价值。问题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可通过六表完备和协同配合加以解决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     

说一切有部的弥勒观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龟兹是小乘说一切有部文化中心,克孜尔中心柱窟图像构成是小乘僧人一佛一菩萨(弥勒)崇拜的反映.本文探讨了说一切有部对弥勒菩萨的态度.从与说一切有部相关的典籍中检索出有关弥勒的文献并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个部派其实反对弥勒崇拜,这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理论的两个方面--克孜尔石窟的教派属性,以及弥勒菩萨的图像志.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复魏正申教授

魏正申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 2 0 0 2年第 1期上以《彭泽归田后的陶令真的没有“事功”思想吗———答梅大圣教授》一文中 ,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以自娱 ,颇示己志” ,“衔觞赋诗 ,以乐其志”之“志” ,是“以诗文传世”之“志” ,并把立德、立功、立言 ,以及立善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等同起来。这样认识陶渊明的文学活动 ,是与陶渊明以诗文来显示、阐释他的独特的崇尚自然的文化性格相违背的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自然美观念的嬗变

本文试图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变化的历史流程与美学指向，并在此背景上澄清山水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艺术中对自然的认识，从先秦历晋宋再到唐代，经过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作者侧重运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指出从晋宋到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满足自然景物的外在形式，到探究山水的内在意蕴与意趣；由物我并峙．转变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就美感认识层次而言，由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上升为怡神悦志，通过礼赞自然，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顿悟。     

李商隐诗歌中的伤逝意识

晚唐诗人李商隐,文名早就,诗人也渴望以己之才兴家展志,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然而终于“贤士失志”,志业一一终成画饼。加之早年家境影响下最初忧生意识的积淀,使得李商隐少年自许的骄傲逐渐退居一旁,生命意识开始潜滋暗长。间或从幽隐的心之角落,伸出敏感的手指,敲响了伤逝忧生的悲哀钟声。     

《隋书·经籍志》评介

《隋书·经籍志》代表着我国目录学发展时期的研究成果。它开列出唐代以前流传于世的总书目,论述了图书与人类的关系,描写了我国图书事业曲折的发展历程,记载着四部分类法的创立经过。它的主体部分各有侧重点地介绍经、史、子、集四类图书。如儒家经典突出其功效性;各类史书强调其分类情况与史官必备的条件;诸子百家分析其学说特征以及优缺点;大多属于文学作品的专集、别集、总集则阐述其创作者应具备的才能。它是文史研究与图书管理人员必读的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