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韩国教育

暑假，笔者有幸成为“锦州市赴韩国教育交流考察团”成员，赴韩国坡州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我们参观了坡州市碳县中学，会见了教育行政官员、中学校长、教师，与韩国中学生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走马观花看教育，韩国教育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审计问责制实施中的制约因素及完善

一、我国审计问责制实施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归属不清晰主要表现是职位分类制度不完善、不科学,行政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尤其是责任主体不明确,     

软法视角下的行政官员道歉：在“德”与“法”之间

行政官员道歉逐渐进入行政的自我规制之中,已不再是纯粹的道德话语。在正视并促成行政官员道歉制度化的同时,也不能矫枉过正,将其作为官员追责的一种方式和建设责任政府的一条捷径,过渡依赖＂硬法＂的强制和司法干预;而应厘清行政官员道歉与行政官员问责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让道歉的美德通过软法之治在政治生活中发扬光大,为官民矛盾的化解和诚信政府、和谐和会的建设保驾护航。     

转型期我国行政官员责任伦理的强化

转型期我国行政官员的责任伦理问题突出,强化行政官员的责任伦理成为实践和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强化行政官员责任伦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时代需要;是政府内部提升软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责任伦理在实现过程中存在如下冲突:角色的冲突,伦理标准的冲突;委托与代理之间的冲突;义务与责任的冲突。强化行政官员责任伦理应从自律和他律的角度,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要依靠行政官员个体的良心;第二,构建行政官员的伦理人格;第三,推进制度的伦理化;第四,构建伦理制度化。从而达到探求适合中国的行政官员责任伦理的强化之路的目的。     

从问责制的实施看加强我国行政官员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遭问责,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影响力逐步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政府官员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因此,本文从问责情况的实施入手,深入分析了目前问责制实施的困境,并提出应通过加强行政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以减少问责事件的发生。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     

“民告官”折射出六大“机关病”

目前,＂民告官却见不到官＂的现象非常普遍,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首先是不利于干群关系的和谐,容易引发干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其次,行政官员不出庭应诉,就难以发现本部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利于其执政水平的提高。     

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思考

以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同时,新公共服务对于公共行政官员也给予了明确的定位———服务于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重视人的价值,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官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文章集中探讨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民主集中制前提下正副职的用权之道

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以用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纪律挺在权力前面,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为此,正副职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确权不争权。就是要明确权力边界和分工,避免你争我夺,避免乱作为和不作为,让权力在阳光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