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论“党媒”的“三大”核心规律及其基本关系

文章所说的“党媒”,是指中国共产党创办、拥有的媒体,是指党所领导的媒体,并主要指党所创办、拥有和领导的新闻媒体。“党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党的事业服务是“党媒”的核心任务。这样的根本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党媒”在其历史展开中、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身特殊的内在规律。文章认为：“党媒”运行的党性统摄律、人民中心价值律、舆论引导方法律,构成了“党媒”规律的核心内容。每一规律在“党媒”系统中都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同规律处于规律系统的不同地位或层次,每一规律的作用都有自身的侧重;三个规律之间既有内在的统一性,也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性。总体上说,“三大规律”共同构成了“党媒”规律的有机系统。     

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场域中,作为西方最前沿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爱尔兰戏剧经由沈雁冰、郭沫若等文人的译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因其所内蕴的反帝反殖语境与民族主义诉求而与中国社会的“救亡”主题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其中,爱尔兰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的剧本得到沈雁冰更多的译介。但是,在“五四”时期“反抗与解放”的文学主题语境中,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民族性暗示乃至爱尔兰戏剧运动整体的民族独立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其价值意蕴最终也只能落脚于“讽刺剧”“道德剧”等文体层面。这一方面表明,译介本身或许就是一场从原文到译文的歧义丛生的理论旅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政治意义总是具有张力地在译介的过程中与社会需求相互映照、相互作用。     

高校思政课要讲好新时代中国的“五个必由之路”

基于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奋进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必由之路”的重大论断。“五个必由之路”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也科学指明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五个必由之路”在对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回应中,引领新时代中国取得重大成就,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高校思政课要深度阐述“五个必由之路”的理论内涵,深刻把握“五个必由之路”的内在联系,深入理解“五个必由之路”的重大意义。高校思政课既要结合新时代的丰富实践,讲好“五个必由之路”的中国故事,也要加强理论阐释,讲好“五个必由之路”的内在逻辑,以解疑释惑。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