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夫妻婚龄差范围为-1～4岁)相比,男性大于女性4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生计资产异质性视角下浙江农户宅基地流转后的福利评价与比较徐建军

以浙江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农户为调查对象,依据农户生计资产分类,就农户宅基地流转后的福利水平进行模糊评价。整体来看,农户经济、居住条件、休闲健康方面的福利水平高于设定的宅基地流转前农户福利的模糊状态,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发展机会以及心理认同四方面的福利水平在宅基地流转后反而下降了。基于生计资产异质性农户的比较发现,农户经济、居住条件方面均提高了生计资产缺乏型和富裕型农户的福利水平,但降低了这两类农户的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福利;不同之处在于,宅基地流转还促进了资产缺乏型农户的休闲健康、发展机遇方面的福利,但降低了其心理认同度,这与宅基地流转对生计资产富裕型农户的影响正好相反。     

价值观念与社会福利政策选择--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例

文章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从AFDC到TANF)为个案,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的基础作用.认为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竞争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政策的安排.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选择不同的信息基础,配以不同的社会问题视景,偏好不同的社会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会评价.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福利"场域",各种价值观念的现实表达存在某种优先顺序.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导致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现.     

试论我国当前的官德建设

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以德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当前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的官德体系,加强官德建设,有效防范政府官员的腐败,提高行政效能。     

道德化反腐的冷思考

反腐败是世界性课题。腐败使许多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繁,政局动荡,同时,还使经济生活受到许多不利影响。各国政府在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探寻遏制腐败的良策。中国政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经济建设的润滑剂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腐败越来越呈蔓延和扩张之势。对此,就中国道德化特征的反腐方式进行一些理性的、批评式的探寻与思考,试图予反腐以借鉴。     

社区照顾：西方国家老年福利服务的选择

社会福利服务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制度和满足人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主要用以解决人们的各种日常社会生活问题,特别有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及其特殊需要的满足。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各国,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普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支出控制成为了政府的主要议题。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老年福利服务也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作为其中的一个解决手段,社区照顾成为了西方各国老年福利服务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