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研究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之后列宁通过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俄国实现"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跨越论"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论"的新发展,并在此驱动下向更高层次迈进。历史与现实证明: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适应基本国情是根本准则,坚定四个自信是直接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跨越"塔西佗陷阱";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社工课堂介入学校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研究——以怀化市某学校社工课堂为例

学校行为偏差青少年作为一类长期受到集体排斥的边缘群体,是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主要服务对象。本文基于优势视角理论,通过对怀化市某学校行为偏差青少年现状的阐述和归因,以接纳和同理的原则,探讨社工课堂在该学校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中的作用和介入策略,以及在学校实际开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根据本文的活动分析,社工课堂对学校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矫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际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     

单位不同层级人员“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与防治对策

单位中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与办事人员担负的责任与任务不同,其"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也不同。基于此,应对不同层级人员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一是加强单位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并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一把手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二是实行副职干部分管领域轮换制度,打破资源垄断;三是在职务晋升上全面考察中层干部的思想品德素质水平、专业知识水平、业务能力水平等,并建立合理的中层干部流动机制和基层人员建言机制;四是从规章制度上保障基层办事人员的权益和福利待遇,通过塑造适宜的组织文化增强全体人员的同理心,并将基层办事人员安排到最适合发挥其特长的岗位上,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骄、娇、堕"行为的产生概率。     

“没奔头”领导干部的行为趋向与化解艺术

领导干部"没奔头"集中体现为思想悲观消极、工作敷衍了事、行为任性偏执。领导干部"没奔头"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不高、组织对领导干部缺失关怀、领导干部职业晋升压力过大等。针对"没奔头"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关怀、努力拓宽领导干部职业上升渠道、适时适度为领导干部提供挑战性工作等方式加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