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制度的历史解读与法律构建——以晋商“顶身股”为视角

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研究应关注与此有关的商事习惯。中国股权激励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商的“顶身股”。因此,在构建中国股权激励制度时,不仅要考虑时代因素,也应从商事习惯中汲取养分。“顶身股”制度与现代股权激励在激励功能、信用基础和对“人力资本”重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契合,具有历史传承的制度基础。然而“顶身股”与银股比例失衡、责权利不对等、分红比例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等问题也为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提供反思。因此,股权激励制度的法律构建应从“顶身股”制度中汲取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秉承“自治为主,引导为辅”“扬弃历史”“系统化”等原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股权激励法律制度。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多模态范畴语法和汉语部分“的”字研究

范畴语法是对自然语言信息进行可计算处理的逻辑语义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的蒙太古语法开始基于句法范畴和语义类型的对应来尝试处理英语部分语段,到目前多模态范畴语法对组合范畴语法和范畴类型逻辑的结合,都是为了能够取范畴语法体系中具有不同结构性质的类型逻辑系统的长处,以便更好地处理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汉语中独有的虚化成分“的”的可计算研究正体现了范畴语法的发展思路。     

孙舞阳：一种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女性姿态--兼论茅盾对革命知识女性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研究茅盾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高峰。其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继续讨论人物形象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站在性别的视角笼统地认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大多犯了"男性臆想"的毛病,尤其是《蚀》中那些引人关注的身体描写更是如此,且不说这种论调中肯与否,至少这种不加区别的评价会抹煞那些真正为女性代言的男性写作。笔者认为要解读茅盾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至少应该理清三个问题:一是作者塑造以孙舞阳为代表的革命女性的原因,二是作者怎样看待革命女性的身体,三是她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     

“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文化软实力是给国家发展注入灵魂与内涵的重要条件,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民族团结至关重要的精神纽带,也是国家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路径是:提升文化认同感;完善文化交流机制;建设“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平台;构建“一带一路”人才队伍。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试论“为官不为”现象的逻辑机理

懒庸顽劣是“为官不为”现象的集中体现,导致了怠政、懒政、误政等问题。近些年来,尽管国家反腐败的力度日益加大,社会中腐败的势头得到了有力地抑制,但是,这种“为官不为”现象却并未因此消失。从学理上来分析,“为官不为”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与政绩考核的制度设计、反腐败的广度及传统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构成了其产生的逻辑机理。如将个人政绩考核与集体政绩考核辩证统一起来,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拓宽反腐的广度,与此同时继续开创出全新的现代政治文化,这样才可有效地消除当前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     

言语行为理论下的关中方言“把”字句研究

运用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陕西方言都市剧《百家碎戏》中搜集到的1194条“把”字句进行探讨分析。发现关中方言对话中的“把”字句除了具有塞尔归纳出来的断定行为、指令行为、表情行为、承诺行为外,还有推测行为、断定兼表情行为、指令兼表情和推测兼表情行为,每一种行为在语法手段和修辞方式的选用上都有其特点,疑问句可以表达多种行为。关中方言对话中的“把”字句表示指令行为和断定行为时,与普通话对话中的“把”字句表达的行为有共同点,也有区别。     

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     

“X人”式使感形容词的历时来源及其在西安话中的表现

为讨论汉语中“X人”式使感形容词的性质、历时来源,以及在西安话中的特殊表现,通过变换、插入和考察分布的方法,确定现代汉语普通话中“X人”的性质和特点,检索历史文献,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些“X人”的历时来源和发展过程;使用对比的方法,观察西安话中的“人”读阳平和轻声时“X人”的不同用法。研究认为,普通话中的“X人”形式表示“使人感到X”,属于词法词、复合词、形容词;这种“X人”来源于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该述宾结构最初表示一种具体动作,随后其语义发生“从动作到性状”的变化,表示一种抽象的性状;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有一部分“人”产生了轻声读法,成为派生词缀,这种“X人”的语义也就从“使人感到X”转变为“主语自身感到X”。研究还认为,汉语的“X人”形式经历了“述宾结构 复合词 派生词”的发展过程: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X人”,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多数方言中都有的复合词“X人”,此时“人”读本调,表达一种“使感”的语义;这种复合词“X人”在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人”读轻声的派生词,表达一种“自感”的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