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下的关中方言“把”字句研究

运用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陕西方言都市剧《百家碎戏》中搜集到的1194条“把”字句进行探讨分析。发现关中方言对话中的“把”字句除了具有塞尔归纳出来的断定行为、指令行为、表情行为、承诺行为外,还有推测行为、断定兼表情行为、指令兼表情和推测兼表情行为,每一种行为在语法手段和修辞方式的选用上都有其特点,疑问句可以表达多种行为。关中方言对话中的“把”字句表示指令行为和断定行为时,与普通话对话中的“把”字句表达的行为有共同点,也有区别。     

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犹太教与以色列国家价值观的形成

犹太教与以色列人集体意识形态内在部分的国家价值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在犹太教的影响下,以色列的国家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犹太教的“地、城、殿”思想构成了以色列国家价值观的核心。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为以色列国家价值观披上了一层民主、现代性的面纱,使其内容上具有了两重性——宗教性与世俗性,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价值观的内在构成。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历法的“改订”

洪仁玕阐述了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主要有“醒愚俗”、“定民志”、“正农时”三个目的。针对天历不合天象、有失农时的缺陷,洪仁玕对天历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一是改订“岁实”,二是欲制定一标准物候历来“裁定耕种”。洪仁玕对天历的“改订”是不成功的。     

辖域、解域与古代丝绸之路书写的新航线

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梦华体”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书写剧场里的主流与常态,复杂的历史被制作成“历史质”平坦光滑的时尚表演。在“炸毁围墙”与存在照面的道路上,更大的人类性关联与脉络、更为灵活多元的知识与框架的卷入不仅仅必要,实在就是解除当下相关知识生产困境的必由之路。通过慢思维,我们或者可以开启与另一些存在性构成共融共在的“我与你”机制。借用“应手式”觉悟,“我们能够与作为现成者的世内事物相遇,能够让自己远隔着事物,并以理论的方式处理它们”。     

秦岭:人类智慧活动述略

秦岭为古代人类智慧活动搭建了天然平台。从远古社会到文明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中国古人类上百万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遗迹。秦岭地区的山山水水为历代名将搭建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平台。从姜子牙秦岭北麓蟠溪垂钓到卢藏用隐居终南山,“终南捷径”为人称道,秦岭山区成为隐士取官的通途。秦岭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衍生之地,历来有“立儒、生道、融佛”之说。秦岭作为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不仅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龙脉,而且是名符其实的文化意义上的龙脉所在。     

中国文化中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变迁

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最能反映出某种文化的深层底蕴。在五千余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确立的“命”与“业”相结合的体验与解释模式,既反映出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及其终极关怀之所在,也是其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民族精神特质之所在。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传统的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也面临着转化的诸种问题,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     

岱山方言“里”“头”的异读及其来源

岱山方言中有特殊的异读现象,举最常用的“里”“头”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根据“里”“头”的变音规律看,有的与其词序位有关,有的与其语素义有关,且初步判定其个别变音接近闽语音。岱山方言中的这种含有闽语元素的异读现象,在舟山群岛与周围吴语中罕见。推测其来源,应与明清时期我国海禁与展复史以及岱山岛移民来源地方言有关。     

“开禁”还是“飨宴”？--汉唐北宋赐酺举措缘起、背景与施行动因的再探讨

汉唐北宋时代的“酒禁”政策并不能直观地理解为“禁民饮酒”。“禁群饮”之举在当时虽有发生,却始终并非一项整体与长期的国家政策,在其已然宣布的时期之内,执行与贯彻的力度也大可存疑。笼统地以“酒禁”或“禁群饮”政策的存在来解释赐酺举措发生和存续的合理性缺乏说服力。酺会在汉唐北宋的不断发生、持续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其最为核心的内容与意义是飨宴欢会。其给民众带来更热烈的欢宴体验、更加丰富的公共活动内涵以及更为广大的社交活动平台,同时为统治者提供得力的政治工具。赐酺之举的丰富功能使得其能够横历不同王朝,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