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风格对单位管理生态的影响 ——以传统文化为视角

单位管理生态是管理活动中各参与要素与管理环境的有机统一,领导风格作为单位管理生态的有机构成,与单位管理生态高度契合,并受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领导风格要追求管理的"完美"状态,应关注文化环境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人性为本"为起点,领导者与下属建立互应性关系,以便更好实现组织内部各要素关系的平衡.领导风格塑造应结合领导环境寻求"变"和有"度",不仅要重视下属的认可,而且要与组织、下属共同成长.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研究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之后列宁通过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俄国实现"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跨越论"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论"的新发展,并在此驱动下向更高层次迈进。历史与现实证明: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适应基本国情是根本准则,坚定四个自信是直接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跨越"塔西佗陷阱";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     

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流域小水电站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大樟溪流域为例

基于福建省违规小水电清理整顿的背景,结合国内外水电站生态补偿研究动态,以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分析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估测算主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探讨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在未考虑水电开发正效益前提下,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每度电每年生态补偿金为0.15元,其生态补偿运行成本占上网电价的比例为32.3%~62.2%。由于小水电站装机容量小,开发的经济成本高,若同时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两方面考虑,新建的小水电若生态补偿成本占上网电价的50%及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该文对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进一步理顺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水电开发者和环境保护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