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     

《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

《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分配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其相应的分配伦理思想是“均地分力”、“德当其位”和“藏富于民”。《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有纵、横两个向度,前者以“制礼明分”的分配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调节宗法等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和等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后者以“富而能夺,贫而能与”的分配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解决相同阶级和等级中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封建社会君臣和谐张力的失衡与重构——《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考论

就封建社会而言,君权的至高无上,臣子的无条件忠心,是君臣构成和谐张力的表现形式,但在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这种和谐的张力会因失衡而需要重新建构,<世说新语>中反映的晋室南渡情形便是这一文化信息的写照,而"宠礼"门中的"元帝正会"便是这种历史真实的典型、集中的艺术传达.     

论礼的起源及其转型--一种法文化学的视角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图腾祭祀仪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为图腾崇拜祭祀仪式的礼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仪式上升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国家制度(礼)起辅助作用的暴力工具——法(刑),两者一起构成中国古老的法观念,亦即“礼—法”。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对这种“礼—法”观念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则适应形势对其加以改造,孔子“以仁释礼”的仁学建构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确定了伦理价值基础,并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通道,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法制建设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

楚竹简《内礼》的面世,表明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比较《内礼》与《曾子》,可为考察《曾子》一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提供助益。     

荀子“礼”论的多维意蕴

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流变是反映先秦原始儒学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荀子与"孔孟"相比,如果说孔孟之学是"以仁为本"的话,那么,荀子之学则可谓是"以礼为宗"。"以礼为宗",突出规范之于秩序建构的作用,体现了荀子在战国晚期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群体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礼"无疑是荀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其所言说的"礼"不仅是实现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是成就个体道德理想人格的依循,还是天道宇宙运行的依据,由此,荀子的礼论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上学的多维意蕴。三方面比较而言,"礼"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下的,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下的,最后才是形上学意义下的。这种区分,与荀子哲学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进路以及重建秩序的强烈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论西夏蕃、汉礼之争的本质——以“任得敬”为个案研究

任得敬分国是贯穿西夏历史进程的蕃礼与汉礼矛盾不可调和后的集中表现,而藩、汉礼之争的最深层次社会经济本质是:实现层级臣僚统治(以儒治国,加强皇权)与有限经济能力(半农半牧)之间的固有矛盾。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