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文化翻译视角下《边城》英译本的“抵抗式”翻译研究

《边城》是京派小说家沈从文享誉世界文坛的代表作品，是描述“湘西世界”的典范之作。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边城》为个案，分析杨氏夫妇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文中的中国文化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细分、归纳了“抵抗式”翻译理论的具体运用。     

平安中国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它不仅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胡思敬编纂《问影楼舆地丛书》初探

胡思敬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和藏书家,《问影楼舆地丛书》是其生平自费辑刻的一部专门收录史地著作的丛书,以收录边疆史地著述为主,同时还汇辑了一些有关中原地区的地理著作,具有资料珍贵、考释务实、有裨时政等特点,对当时边疆史地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问影楼舆地丛书》的内容虽已不足以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但在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中,仍为不可或缺之书。     

艺术品拍卖经营上的多样化

内地艺术品在去年秋拍出现了许多亮点,各家拍卖行都在主营业务之外尝试一些新拍卖项目,体现出知名拍卖行在拍卖经营多样化上的尝试。内地艺术品在去年秋拍出现了许多亮点,各家拍卖行都在主营业务之外尝试一些新拍卖项目,比如,中国嘉德举办了历史上首个当代玉雕艺术专场"天撷英华——当代玉石雕刻艺术家",西泠拍卖首次推出"青铜礼器专场",北京保利推出"张信哲织绣收藏"专场,上海佳士得首次推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