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示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调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落实好讲话精神,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春秋圣化大趋势与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春秋时代,周礼下移;春秋诸子,开启圣化大趋势;从民心到人性,从“有德”到“有道”,从礼仪到礼义,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

涂尔干认为道德的要素有三——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以及自主或自决，在儿童身上可以培育这些道德思想。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现了涂尔干一以贯之的社会学思想。同时对道德教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后人影响甚大，通过从社会学和教育学两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     

习近平同志“忧患意识”探源简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与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告诫引起了全党上下乃至海内外的广泛关注。2013年7月，习近平同志赴河北西柏坡调研时再次强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认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强烈的忧患意识。秉承忧患意识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做法，既是思想境界，又是处世哲学，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人生态度。追根溯源，习近平同志“忧患意识”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向上的力量之“被”时代元年——“被”时代的公众参与

又是一年岁初始。立在2010年的门槛上，眺望东方喷薄而出的红日，我们心中不由地升腾起一股跃动的．坚韧的、向上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促使“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活动”一以贯之地走过了五个春秋，成长为地方政府创新领域一个独具影响力的品牌。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请示报告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请示报告制度是建党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纪律，其历史演变包括初步探索、创立及巩固、重建与强化、突破与创新等四个阶段，其职责与使命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在继承毛泽东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时，进一步吸收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加强党的领导是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根本目的、发挥领导干部主体作用是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保证等观点，找准了加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抓手，提出了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引领，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请示报告制度向党内法规创新转变作为重要切入点，为推动请示报告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正确处理的一些关系

一、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就各项工作的目的而言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就各项工作的重点而言的,要求把经济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其他工作都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它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20多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使我们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     

“一”以贯之，“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校读

在对文本进行校释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老子>二十五章.关于章旨,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本章所论述的道的本质性状以及如何体道的问题,可归结为哲学意义上的"一"来理解.本文主要从"一"与"道"、"大"等的语源关系加以探讨;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法特征,即主词和宾词围绕同一中心语而递相推转.这种句式在表达其内容时,更强调开头的主词和末尾的宾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所谓"人法自然"或"王居其一",充分表明了王作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具备的体道精神.     

一以贯之：庞德与儒学的情缘

埃兹拉·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可以用“一以贯之”来形容,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知遇之感、信仰之重、重生之恩。庞德对儒学的痴迷,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儒生”,并使其在西方视域下建构了庞氏儒学。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贯穿于他多舛的一生,他追求礼乐仁和的政治理想,将儒学作为医治西方社会道德危机、心灵腐朽的良药,因此他发出西方社会“亟需孔子”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