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及其研究视角

通常来说,小说情节衍变乃源自作家本人的艺术修改,包括增、删、调、改等等,研究者通过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可以探知小说家在思想情感、创作水平及文学观念诸方面的变化轨迹,这在西方小说或中     

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化

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情,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实事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     

中华道德故事

火烧信件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官渡之战后,从缴获袁绍的文件堆中,发现许昌守城官兵和前线军中将士都有一些人私下给袁绍写信,准备投降袁绍。对此,浴血奋战的将军们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惩治这些存心叛逆之徒。曹操却下令把这些信件全部烧毁。他说:“袁绍当初那么强大,官渡之战我军能不能保全,我自己也怀疑,何况别人呢?”这样一来,原来私通袁绍的人转而感激、忠实于曹操,原来心存观望的人也甘愿效忠曹操。曹操团结了文武群臣,终于力挫群雄,统一了北方。喜闻逆耳之言宋时,张咏在成都,听说寇准当宰相的消息,告诉他的属官说:“寇准确是罕见的人…     

论历史演义的虚构性

明清时期对历史演义的性质存在着争议,有些评论家认为历史演义是正史的通俗版,因而极力反对在历史演义中进行虚构。但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历史演义不可能句句依傍正史,必然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描写、环境烘托等方面进行虚构,从而使历史演义成为虚实结合的历史小说。     

试析《三国志》裴注中的注音

裴注在正文中为生僻字、多音字注音,采用直音、反切注音,共70例。直音有38例,反切有32例。     

李典生卒年问题初探

李典,曹操麾下名将。其生卒年《三国志》没有记载,代表性的观点是《三国志辞典》所持"174-209"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辞典》把李典屯驻合肥的建安十四年(209年),误作合肥之战爆发的时间,又根据《三国志》关于李典"年三十六薨"的记载,得出李典生于174年的结论。然而合肥之战的爆发却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合肥之战是《三国志》关于李典生平事迹的最后记载,另外曹丕于黄初六年(225年)追念张辽、李典合肥之战的功绩,据此笔者推测李典可能死于215年到225年之间。结合李典在初平三年投靠曹操、建安初年出任离狐太守时的年龄来看,215年为李典卒年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若《三国志》记载的李典的寿命无误,笔者猜测李典的生卒年为"180-215"。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小说之预言性探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

易培基所撰的《三国志补注》,其内容与价值至今鲜为人知。本文通过介绍易氏撰述的始末、评述《补注》的内容与得失,着重说明此书在今后《三国志》整理研究工作中仍有不宜忽视的参考价值。     

论《三国志平话》的宗教文化思想

《三国志平话》的宗教文化思想主要表现在宗教历史观念与宗教人物形象两大方面。其宗教伦理化的历史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民众惩恶扬善的宗教理想和世俗愿望。而道教神仙化的军师诸葛亮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民众喜爱与崇拜诸葛亮、崇尚智慧与胜利的普遍情感和共同心理。二者体现了宋元民众的文化追求与审美情趣,反映了宋元民众对三国历史的接受与流传,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林国赞《三国志裴注述》的成就

林国赞酷好《三国志》,在反复研读中发现了许多前人不曾注意的问题,撰成《三国志裴注述》。与其他清代学者不同,在研究《三国志》的过程中,他以裴松之注为主线,对裴注的优劣得失进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从而拓展了研究思路,丰富了《三国志》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