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补义》的内容与特色

康发祥的《三国志补义》是清朝学者众多《三国志》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它打破了《三国志》诸多注本注重增补事实而轻视阐发义理的做法,在校勘文字、解析事实的同时,表达自己对三国历史、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见解,拓展了三国文化研究的领域。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以史解文与《三国演义》文史论著的读者推荐

《三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形成普通读者以文为史的阅读习性。又因作者忠奸、善恶观两极化、不可避免的迷信观念,导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发展前后不一,使普通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各种困惑。以史解文,就是要求学科馆员从三国历史的角度,引导普通读者正确认识《三国演义》中的描写缺陷,让读者在阅读和思考中,了解到在尊重历史和生活真实的前题下,文学作品也能体现出历史、生活的真实原貌。     

《晋书·宣帝纪》曹仁"焚弃(樊、襄阳)二城"辨误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汉献帝延康时期(220年曹丕代汉之前),汉政府得知一小股吴军西过襄阳,马上派丞相府长史司马懿向襄阳守将曹仁传授应对方略,西来吴军必不敢为患,襄阳战略要地一定守住,曹仁竞违令焚弃二城。《晋书·宣帝纪》这段记载有误,理由是:《晋书》上这段引文错误很多严重失实;曹仁无故焚弃樊、襄阳军法不容;这也和曹仁的作战经历不符;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曹仁没有"焚弃(樊、襄阳)二城。"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三国志》典型人物的选择原则

《三国志》虽为史书,但处于文史未分家之时,亦可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其中传主,亦可作为典型人物来研究,而典型人物的选择原则,也是其中的研究点之一。关于陈寿《三国志》的人物选择原则,罕有论者,因而有撰文的价值。本文通过对陈寿在各卷后的传末评曰进行考查,从中发现陈寿选择入传人物的三个原则,分别是广异闻而表奇事原则,可观、可纪、可称的原则,资治矫俗的原则,并对之进行详述。     

论鲁肃形象的嬗变

鲁肃是三国时吴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作为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鲁肃和在文学作品中被加工形塑的鲁肃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历史上的鲁肃继周瑜之后官至都督,处事果断,有谋略和胆识;但是《三国演义》中的鲁肃却被塑造成一个忠厚老实、胆小怕事的形象。鲁肃的形象发生了嬗变。这一嬗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以元至治年间的《三国志平话》为代表的民间说书阶段,以元杂剧为代表的从民间说书向文人创作的过渡阶段,《三国演义》代表的则是文人按照其观念对说书传统的较完整、系统的改造阶段。     

高句丽太祖王宫考

结合《三国志》所载的宫与伯固的记述 ,和《三国史记》等其它史书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太祖王宫是遂成之父 ,而不是遂成之兄 ;太祖王之称 ,不是起因于新王朝的建立 ,而是表明高句丽内新王系的开始     

读书随记二则

石头城·石城古今地名多有沿革,读史者皆知之。但也有一些地名从未变化过,如南京名胜之一的石头城便是。石头乃一地名,战国楚时已有记载,至于何以名石头,则不得而知。《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七年,孙权“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丹杨记》中说得较详细：“吴时土坞后因山加甓为城,因江为池,形势最为险固”。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