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必须坚持法治主导、德治辅助、民主监督,三管齐下.官德重于民德,官德的优劣决定民德的好坏,关系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与政权的得失.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来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同时,必须与国际接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     

论张岱年早期的新道德观

早在加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建立新道德的论断.新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是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及动的天人合一;新道德观的基本规范是六达德即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和六基德即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新道德观的最高纲领为新三纲说...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儒家“修齐治平”纲领的现代辨析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

修齐治平纲领是理解儒家治国理念的关键,它反映出儒家文明对政治的特定认知。这一认知不仅把国看成是放大的家,而且也把实现善治之希望建立在统治者的人格与修养之上。儒家政纲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功能,但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局限。儒家政纲在塑造出具有担当精神的治理精英和社会文化网络方面具备着人类成功文明的共性,是今日中国在改善政治生态和提升治理艺术方面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可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自身传统中那些具有成功人类文明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二是自身传统中那些更适合我们国情、政情、民情的地方性文化资源,包括相应的制度资源也值得我们创造性转化。     

三纲六纪的伦理反思

在三纲六纪观念中，封建主义的糟粕是主要的，但也存在某些积极因素。三纲六纪思想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社会基础上传统人伦观念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三纲六纪观念是对韩非思想的一种超越性回应。在三纲六纪观念中，存在着某些当代社会可以发掘的伦理价值。     

孔子与“三纲”辨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这一主题的讨论，不时有人提出“孔家店要打倒，孔子要平反”一类口号，意思是说不能把“礼教吃人”的罪名归在孔子本人身上，应该把历史上的“真孔子”与后来被专制统治者所改造所利用的“假孔子”区别开来。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孔子与忠君思想

批判继承传统忠君思想时,很多人由此而波及孔子,这是很不公允的。孔子并不赞成对君主一味地忠,其言下的“忠”往往属于一种伦理范畴,其行为甚至和“忠”的原则相违背,有必要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

礼教制度与礼教思想,是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一个主轴--解读礼教思想,务必要解析宗法制度,宗法乃礼教的劣根性--我认为周公是礼的制度的始作俑者;孔子是礼的理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孔子的思想已经以三顺三纲为礼教的轴心--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迄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多次批判冲击,但是中国封建礼教思想文化的传统情结依旧难以破除乃至于颠覆--尊孔尊礼教与反孔反礼教的思想斗争一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