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与消解

在社会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居民自治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本文针对当前城市社区发展中居民自治参与不足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剖析,并尝试探讨了解决困境的对策。     

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和开发,把巴蜀划分为若干个郡县,从而使巴蜀的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的格局。同时,由于国内统一局面的加强、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巴蜀地区交通网络的扩展,巴蜀商业增添了新的活力,达到空前兴盛的水平,使城市经济和文化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由此促成了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推进了秦汉时代四川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与传统生态智慧

传统生态智慧博大精深,本文只选取它关于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方面的智慧和实践成果来展开。西方解决城市人居环境恶化问题,走过了从集中主义到分散主义再到生态主义的曲折历程。现代生态科学和西方智慧值得我们借鉴,中华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更应继承和发展。它内蕴及衍生的传统人居环境理论曾使历史名城千年不衰,给我们保护和恢复城市的自然生态,创造宜人的居住环境,提供了智慧,并将不断提供有益的启迪:尊重和顺应自然生态的系统规律;慎又慎之地保护城市的自然生态;通过回馈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     

明清时期我国城乡茶叶市场的发展探析

明清时期,我国的茶叶生产继续发展,城乡茶叶市场也不断扩展.作者分析了明清时期茶叶市场发展的基础,认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茶叶市场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茶叶的农村市场、城市市场进行了深入探讨,剖析了城乡茶叶市场在茶叶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城市新型社区的人际交往与和谐社会构建

文明的人际关系对于促进城市新型社区的社会整合乃至实现城市的社会和谐,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城市人际交往不仅具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特点,同时还蕴涵着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形成多取向和多层面.我们应克服城市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寻求构建城市社区的新型人际文明的合理路径.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南京与杭州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

南京与杭州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的中心城市，两个城市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构成南京城市竞争力优势的基础在于该城市具有的制造业规模、科学研究和教育水准、市场辐射能力等，构成杭州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优越而独特的环境资源、城市规模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在国际制造业迅速转移的背景下，南京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城市功能方面，杭州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两个城市在竞争中加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     

资源型城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策略研究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亟须实施接续产业替代资源开发战略.结合大庆财税体制实施状况,采用调查研究、归纳总结、逻辑推理和判断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大庆市财政面临的困境,剖析了大庆市财政体制现状与主要问题,重点围绕成熟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了大庆市资源型城市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策略.     

论中国城市产业的生态发展

为维持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我国大规模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不应再强调工业生产的城市集聚,应以服务业带动中心城市发展,以服务业推动城市化,这也许是缩小城乡差距,以工业和相关服务业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