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悖论探析

投票悖论是困扰众多学者的难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本文对前人解决投票悖论的方案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从投票规则着手研究投票悖论的消解,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投票规则是解决投票悖论的关键,这是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经典信度理论和概化理论的计量学透视

从计量学的角度分析了经典信度理论和概化理论的局限、错误和无力,并重点揭示了经典理论和概化理论几个方面的问题.经典理论由于采用了相关分析进路,既无力应对多不确定度源的测量情景,也无法较好地满足实践对条件不确定度的要求.概化理论虽然可以同时考虑多个不确定度源,但由于技术上采用了方差分析进路,即使使用得当,也不能够很好地解决条件不确定度问题.     

不完全信息下说话者的博弈

本文着重考察会话中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和意图。以博弈论为基础,分析了在不完全信息下说话者的博弈过程。提出总效用的概念,并建立了说话者与听话者总效用的函数模型,进而对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总效用进行了量化分析。     

浅析上诉不加刑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刑诉中是一项重要的原则,然而对于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在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各种偏差。因此,本文试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概念与特征,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的缺陷,以及完善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思考等四个方面论述之。     

当前西部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表现、成因及化解对策——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重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分析和化解.这是因为西部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环境,其社会不稳定因素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既存在着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其表现形式多样、成因复杂,既有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经济文化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因素,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极易激化.这一情况为社会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到总体规划、积极应对、完善机制、强化法制、综合治理,有效化解各类矛盾,促进西部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论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对象及其启示意义

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对象是指作为本体对象的"自在之物"和"理念"(理性概念)."自在之物"作为在人之外的客体对象,是人的感官感觉得以生成、人的知识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可认识."理念"则是人之理性运用过程中所构成的对象,不可认识.纯粹"理念"虽然不可认识,但的确"存在".在认知层面,它借助于先验理念而构成了一种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思维对象;在实践层面,它通过配得的行动意志,变成了人的行动理想.道德作为一种不可知的理念,不仅仅是可思的,更重要的在于有一个配得的行动意志去行.     

新疆东部地区古文化探微

本文运用考古学方法,将新疆东部地区的考古遗存划分为A、B、C三组进行研究,结合碳十四、金属器物比较等将这几组遗存又分为三个时期,论证了其演变关系。最后对主要考古学文化属性进行简单探讨,认为A、B两组考古学文化代表的应是土著文化,而C组则代表着外来文化。     

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状态二次调整——以证券评级提高公众投资者信息利用效益展开

证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信息披露是其良性运作的基础和灵魂.然而,现行的信息披露制度的运行效果并未达到法律设计预期水平,广泛存在的公众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信息严重失衡,公众投资者信息利用效益较低等现状不利于投资者权益保护及证券市场稳定发展.文章从引发公众投资者信息利用效益低下的原因入手,分析其解决的必要性,从而提出通过第三方证券评级提高公众投资者信息利用效益.基于对证券评级特性及证券评级机构法律地位的分析构建证券评级法律机制,借助市场竞争效应下的证券评级逐步减少公众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其信息利用效益和证券投资信心.     

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

叙述者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可靠与否反映到叙述学中就是叙述者可不可靠的问题.叙述者的不可靠既是作家在创造时赋予叙述者形象的扑朔迷离,也是读者在阅读后分享到故事情节的淋漓尽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更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核心环节.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尽显纷呈后国内不可靠叙述研究欣欣向荣,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译介、理论定位、理论实践和理论范畴研究上都取得了灼灼业绩,其中译介工作的全面系统、文本阐述的独特新颖和研究活动的薪火相传更是国内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但是伴随着研究热潮也存在着理论机械地与西方相适应、“两张皮”、“新瓶装旧水”等窘境,研究的阙漏呼吁着国内的学者们仍需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对世界各国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前一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关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两大机能。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转变表明,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这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