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革新

行政诉讼调解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热点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的成因、困境,指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陷入困境的理论误导的结果,并结合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得出行政诉讼调解不仅是一种国际经验,而且应当奠定在服务行政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股票交易量形成机制及预测价值

基于投资者信念,建立了一个新的股票价格和交易量的分析模型,并按信息不对称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市场状态,在每一种状态下分析了信念和信息结构对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指出了对投资策略分析有重要预测价值的市场信号。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交易量的信号作用是具体的、清晰的和统一的。     

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因应路径

针对实践中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第24条采取转介强制执行方法予以回应。由于此种方法对行政协议的解读过于单一化,未考虑行政协议的复杂性,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立足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通过比较行政协议中两大基本变量——行政权力因素与合意因素的权重大小,对不同权重下的行政协议进行类型化研究,将行政协议分为替代性行政协议与合作性行政协议两大基本类型。基于这两类行政协议的法律属性与制度功能的不同定位,对替代性行政协议适用程序回流、合作性行政协议采取法院非诉执行,从而构建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协议执行制度,以解决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     

相机合同原理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应用

如何才能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关键在于克服成果所有人和投资人双方在信息分享、风换险分担和市场前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等制约因素;我们在设计激励机制时应该考虑推力和拉力的共责性."相机合同"的基本原理正好实现了激励时推力与拉力的共责性,因此对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能发挥关键的作用.     

不确定时代反家庭暴力法哲学观的疗愈法理学之维——兼论《反家庭暴力法》第22条的修正

人类生活正在从理性、秩序、确定、稳定、均衡等理念的“确定性时代”,越来越趋向于非理性、复杂性、脆弱性、失序性、流动性、变动性、风险性等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时代”。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并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基本共识。将新型疗愈部门法理学理念应用在《反家庭暴力法》法哲学理念的分析上,是对该种思想的初步尝试。当下公权力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介入,总体而言呈现出惩罚性法哲学观和疗愈性法哲学观两种理念。一般而言,惩罚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惩戒功能值得肯定,但其着眼于一时家庭秩序的恢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有时还会发生民转刑等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乃至命案。而疗愈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着眼于社会疗愈,治理时间虽跨度较大,但往往能使家庭秩序恢复圆满和谐。但在恶性案件中,因其过于柔和,欠缺严厉的惩戒功能,故而有时也会失去功效,效果不彰。因此,在个案中或择惩戒,辅之以疗愈;或选疗愈,辅之于惩戒。个案处理,刚柔相济,灵活机动,阴阳和合,威猛与阴柔共存,惩戒和疗愈并举,“和合”治理家庭暴力之社会顽疾,不失为家庭暴力法律—社会治理之明哲之道。     

2019年中国就业形势观察

就业既是经济的"晴雨表",又是民生的"温度计"。行至年终,全年新增就业指标已提前达标。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形势下,就业缘何能够稳稳扎牢中国经济"底盘",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转型升级潜力大,稳就业有动力位于成都市双流区的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支支机械臂有序挥舞,一辆辆智能无人车往来穿梭,十几条全封闭太阳能电池片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一日执兵戈 终生不褪色 在“双创”中绽放人生续写荣光——记吉林省养天和康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长福

人的一生,总是在不停地做"选择题"。选择很难,但比选择更难的,是选择后的坚守。刘长福,曾经是驻吉部队某团的一名装备处长,每天跟火炮部件、维修机具、军事装备打交道,将近20年的从军经历,磨炼出了他能吃苦、不服输的性格特质。当他选择"转身"的那一刻,有过纠结、有过彷徨,但最终支撑他做出选择,并为之不懈奋斗的,正是军人品格中所特有的那份忠诚、倔强和坚持。     

新时期加强佛教寺院财务监管工作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湖北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宗教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着力提高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宗教活动更加规范有序。在看到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取得较大进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长期以来宗教活动场所相对封闭,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在财务管理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如果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混乱,外部监管不到位,将严重侵害信教群众合法权益,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影响政府宗教工作公信力等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