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两宋时期词体功能的考察

从五代到南宋近400年,对词体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五代时期词主要被用作宫廷宴会上歌唱赏玩、娱宾遣兴的工具;北宋基本沿袭了五代传统,但也出现了部分新变,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词人提出或实践着"诗词一理"的新见解;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词逐渐被一部分爱国词人用作抒怀言志的载体.     

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两宋时期,我国对日贸易不仅肩负着商品流通的使命,也进行着文化传递,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朝商船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定居当地,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整个宋代319年的历史中,北方、西面少数民族势力突起,常年战事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但是,造船术的改进、航海术的提高、手工业的发达带动了海上贸易渠道的发展,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     

天人岂相契?——宋代地方官祈雨的一个侧面

祈雨是宋代地方官员应对旱灾的一种重要手段。以往学者多将祈雨视为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文化意义及社会功能的行为,故以祈雨作为讨论人神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切入点。本文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梳理宋代官员们应对祷雨无果的方式、他们所遭遇的出乎祈雨程序之外的事件,并探讨他们对祈雨局限性有哪些认识以及他们遇旱祈雨的原因。这既是宋代地方官员祈雨的一个侧面,也是当时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个面相。天人并非总相契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印章的种类

正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     

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

两宋时期,由周敦颐开创的湘学非常繁荣,影响遍及全国,此后则逐渐衰落。直到清代道光时期,湘籍学者邓显鹤对湘学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湖湘地方文献,湘学才得以复兴。邓显鹤因此被著名文学家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

中国古代没有＂物权＂概念,＂物权＂概念来自近代西方法学。但在中国古代,无论在观念上、事实上还是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上,＂物权＂都是存在的,两宋也不例外。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     

祠学璧合：两宋书院祠祀活动及其价值期许

受政统、道统、学统及庙统等诸因素的影响,具有特殊教化功能的祠宇与两宋时期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融为一体,祠祀便构成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期许书院生徒能够养成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感、树立对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确立“传道济民”的求学目标、达成“希圣希贤“的理想人格以及增进忧国忧民的担当意识,从而与官学中的“庙学合一”相得益彰。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