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疆中俄贸易的双重性及其影响——基于中俄新疆通商类条约的分析

19世纪中期中俄签订的关于新疆的通商条约,一方面是迎合资本主义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带有极强的侵略性质。这种双重性一方面增加了新疆的进出口贸易额,带动了新疆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造成了新疆贸易结构低端锁定困境,限制了当地手工业和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参与全球贸易的大潮中沦为原料供应地、廉价劳动力输出地和工业品倾销地。本文通过追溯清末新疆中俄通商类条约产生背景的双重性及其造成的贸易双重性影响,认为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一方面要加快科技研发,避免沦为全球价值分工的低端环节,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推动全球贸易的公平交易,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     

朝药,奇葩开在青山秀水间——民族药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保护工程巡礼之三

朝鲜族在吸收和应用汉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文化及当地的医疗实践,以19世纪李济马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为代表,提出了从理论到临床诊治都独具特点的四象医学学说,逐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朝医药学。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思远教授带领项目组走访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对朝药进行了调研。     

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演出精巧 功能领先——论乾隆时期的迎銮剧

在戏曲史上,迎銮剧是乾隆一朝所特有的戏曲形态,它的出现与乾隆时期较为太平的时局及皇帝本人的好尚密切相关。迎銮剧演出于皇帝南巡期间,叙写皇帝南巡之事,进而歌颂其丰功伟业。虽然在演出上,迎銮剧务求奇巧,在社会功能上却显得十分单一,即歌颂君王、鼓吹升平。迎銮剧的主要作品有厉鹗、吴城合编的《迎銮新曲》及戏班演出本《太平班杂剧》。     

中俄天然气谈判内幕揭秘

5月21日,经过＂马拉松式＂的漫长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共同见证中俄两国政府《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的签署。协议签订4天后,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时笑称：＂应当对贵国政府的所有同行给予应有评价,他们在谈判中‘喝了我们不少血’——中国人是非常了不起的谈判者。     

道光朝禁毒得失新探

本文依据鸦片战争档史料以及史学界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对道光年间戒烟运动的“得”与“失”作了新的探析。文章肯定禁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认为“重治吸食”政策违背了法制通行原则;同时由于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的过激行为,过早地引发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以外交途径避免战争的机会;另外,政府缺乏足够的宣传教育及其他相配套的治理措施。     

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人为例

《燕行录》所载笔谈清晰、鲜明地反映了清代中朝两国文人的观念意识与精神风貌,两国文人对妇德、冠婚丧祭、士民生计观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文人赞扬严守仪礼的朝鲜社会风俗,还不禁表示出"乐国乐土,乐生乐死"的钦羡;洪大容与朴趾源肯定了清代风俗的质朴,认识到中国风俗文化已摆脱之前的传统框架,转向相对简化的形式,从而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性与固有性。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