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文学的乡土叙述内涵着生存命脉与文化命脉的双重纠葛.在生存命脉视角中,作家产生的是对乡土与传统的怨恨,乡土叙述构建起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道德神话;在文化命脉层面,作家难舍传统文化"家园"情意纠结,据此展开对现代和城市文明的怀恨式批判.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体系作为审视的基本视域,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道德互否"现象,被动地陷入"两极作战"的道德窘境.当下中国作家的乡土写作,需要在认识论上突破现有误区,不能纠缠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思维构架中,而要在更高的价值视点下审察乡土的现实命题,同时要正确处理经验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差异性关系.     

巫楚文化的自然拜物教与沈从文的《边城》

沈从文是一个崇拜自然的作家.沈从文式的自然崇拜不仅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的"泛神论"有关,更源于他对作为中华古老文化孑遗的巫楚文化的直接承传.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滋养了沈从文这位有着深挚的对于自然的"泛神信仰"的文学赤子的,乃是历史上的湘西社会--那片"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边城>的悲剧是人类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惑冲突的悲剧,预示了人类文化的走向.     

作为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由"实在性"问题——再论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地位

自由理念和纯粹原则的"实在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先验存在形式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性的前提:首先,这样的"实在"不可否定,它是"自我"与世界如此被区分的必然;其次,这样的"实在"就是人的"此在"过程的真实,它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自由的;第三,这样的"实在"含义区别于普通理性下的经验对象存在,它是关于智性存在的肯定判断,是关于纯粹概念自身非经验进程的确实发生.总之,这里的"实在"是作为纯粹形式规定的存在,它因为理性的实践或意志而将自身的"实在性"必然地转换到被规定的自然现实之中.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

从历史经验、解读方法、思想内容、价值取向、主要渠道等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普及儒学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问题:一、制度层面与义理层面;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三、通俗性与深刻性;四、学做圣贤与平民化人格:五、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文章由此对当前的儒学普及作了分析,批评了某些倾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主体间性概念与主体观——主体间性文论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探讨

作为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主体间性"的基本蕴涵是杨春时在对西方哲学发展的阐释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主体间性文论侧重于对文学的性质进行生存论意义上的界定,而缺乏诸如认识论意义上的明确的揭示,它无法阐释文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同时,这一思想形态也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泛化倾向,没有认识到主体的历史规定性问题。对学界而言,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当前中国的一般历史状况和特定的社会情势下对主体的新质形态和主体性的新形式作出探索性的思考。     

论普世伦理构建中的内在矛盾

伦理学界对普世伦理是否可能和可行的争论颇为激烈,普世伦理似乎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理性的可能性和抽象的现实性、道德主体的共性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基本共识的底线伦理与道德境界的理想追求、理论普世与践行阈限是其几种突出表现.细究其因,在于双方观点仅就普世伦理的某一个方面而言,都有其合理性,但在分析问题时,却似乎忽视了道德是"应然"和"实然"、"绝对性"和"相对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即"反映现实道德生活"与"追求理想道德境界"的统一,从而使问题沿着两个方向走向了对立的两端.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     

改革开放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在日益扩大其影响,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风尚正在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部分道德观念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改革和发展,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改革和发展,又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先声和前导。因此,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全面深入的背景下实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