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二千余年之久,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封建社会延续如此长久,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     

《秦郡新考》辨正

秦郡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从已故谭其骧先生的秦四十六郡说入手(1982年谭又修正为泰四十八郡，除去所含《汉书，地理志》的泰三十六郡，谭氏新考出的实为十二郡)，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对谭氏新考出的十二郡逐一加以分辨．笔者肯定其中的黔中、闽中、东海三郡，见诸《史记》，为秦郡无疑，余下的广阳、陈郡、胶东、济北、常山、河内、衡山、鄣郡、庐江等九郡，概非秦郡。泰一代置郡的总数应是《汉书·地理志》所标注之三十六郡，加上黔中、闽中、东海三郡，共三十九郡．然而，不可谓秦的郡制为三十九，泰一代郡制应如《史记》和《汉书》所言，是三十六郡。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韩国新乡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韩国新乡村运动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及其特定的发展背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新农村建设在对策选择上要优先考虑农民富裕和经济权利保障,重点推进农村社会发展,并把农民的“精神启蒙”和技能培训作为长久的发展动力。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统计学是新世纪最有前途的学科

“语言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是21世纪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三大科学。”这是教育部社政司司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顾海良教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的观点。为什么统计学是最有前途的学科之一，这个观点依据是什么，这个判断对我国统计学、乃至我国统计工作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向城市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城中村”转型发展系列研究之二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积极妥善解决“城中村”问题 ,加快“城中村”转型发展 ,使其真正融入城市 ,是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这些村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城中村”的转型发展 ,关键在于管理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路子是从村委会转为居委会 ,但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今天 ,不必要也不应该再走这个弯路 ,而应该直接向城市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要积极探索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促进“城中村”跨越性转变     

论阎锡山统治下的村治腐败与权力失衡

阎锡山通过村治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为其军阀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雄厚的物资。但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内在逻辑的矛盾,必然会使军阀政府的官僚机构进入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腐败和权力失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山西村治效果的有限,即使连阎锡山所设想的狭隘利益也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