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致奥格顿英文书信的发现及其价值

徐志摩1921-1924年间给剑桥学者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最近被笔者在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奥格顿档案中发现。这些书信透露了徐志摩与剑桥著名语言学学者、基础英语运动创始人奥格顿交往的许多重要细节,其中有:徐志摩曾向中国学界介绍奥格顿和理查兹的最新语言学研究成果;奥格顿和罗素曾邀请梁启超和胡适为“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丛书撰写介绍中国思想的著作,后来将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收入此丛书出版;徐志摩通过奥格顿为松坡图书馆选购英文书籍等。书信还流露了徐志摩在遭遇丧亲与失恋的双重打击下的苦闷情绪。这些信息对于徐志摩在剑桥时期的生活、感情研究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1949年后沈从文书信的文学与精神意义

一般认为,1949后沈从文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但通过对他这一阶段的书信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书信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重要地位:譬如其对“人事”之外的“天地”的注意,对“事功”之外的“有情”的强调,以及显示出的作家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的那种沉静达观的态度,不但在那一特殊年代有独特的意义,更显示出他的文学气象浑厚开阔的一面———而这一面经常被忽视或误解。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     

巴金与李健吾往来书信时间辨正

巴金先生与李健吾先生交往近半个世纪,两人的往来书信,目前公开发表的约有76封。由于这些书信大部分没有署完整的落款时间,部分书信甚至是缺页的残简,具体的写信时间多由相应书信集的编者判定,其中有若干封书信的写信时间判定有误。根据书信内容、书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参考多方材料,对这些误判的写信时间进行辨析和纠正,以期消除因书信时间差错对学者研究造成的障碍,提高书信这种文学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     

释汉简中的“记”

记作为一种重要的书信形式,在西北汉简中常有出现,相较其他文书形式,记作为官方文书出现时,是一种非常规的,用于处理急需解决的事件,带有催促性质的官府下行文书。作为私人信件使用时,除了记述私人的事务外,往往还夹带着公务的内容。同时记也可作为物品记录使用。     

私人书信作品发表权论析

私人书信在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特定要求的条件下 ,可以成为著作权的客体。书信作品具有著作权与原件所有权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特性 ,因此 ,其发表权与一般作品相比更难以实现 ,也更易遭侵权。建议通过立法规定书信作品的接触权和原件返还请求权 ;规定发表权的可继承性 ,明确作者和收信人及其继承人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促进发表权的实现。     

论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科学精神及其具体体现

科学精神是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及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规律过程中形成的普遍认同并加以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内化为科学家本人的人格魅力,是科学事业和科学家本人前进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源泉。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实事求是的精神,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以及艰难探索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在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中也有具体体现,并对今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书信在非书信体小说中的艺术价值

书信体小说在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中可谓是硕果累累。像理查生的《克那丽莎》、卢梭的《新爱洛依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影响巨大。人们往往给书信体小说以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强调它标志着启蒙主义作家已从社会现象的外部观察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把握等。但人们往往对大量存在于非书信体小说中的书信认识不足。毋庸置疑,书信是传递人类情感最丰富最有效的载体之一,特别是20世纪以前,书信善于刻画人物     

一位科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读《钱学森书信》

《钱学森书信》1—10卷出版问世了。《书信》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思想到科学精神,从人生哲理到人品风范,一位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本书的编者,我将要写一些文章,谈谈自己学习《书信》的体会,这也可以说是我对钱学森的研究和理解,供读者参考。[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