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及其意义——中国历史上三种仁义观解读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告子、孟子、董仲舒曾对仁义的内外、人我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仁义观,即告子的仁内义外论、孟子的仁义俱内论和董仲舒的仁外义内论.文章通过呈现思想家们在相同的论述主题下不同的思想特质和伦理诉求,尝试发掘仁义之争的思想意义及现实启发.     

《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探微——从朱学的视角看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素称难解。己丑(1169)中和之悟以后,朱熹对该句的诠释历经反复,其定说保存在成于乾道癸巳(1173)的《太极解义》及《通书解》中。朱熹对该句的理解虽符合儒家的义理,且有其经典的来源和训诂的依据,却未必是周敦颐的本义。在朱熹解的基础上,结合《通书》中的相关段落,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越出朱子学的义理架构,又更符合周敦颐本义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还可以回应张栻、吕祖谦、牟宗三、劳思光等对其提出的各种批评。     

孟子的"仁义内在"说

孟子的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仁是"恻隐之心,仁也",广义的则是"仁,人心也",包括仁义礼智全部.孟子通过"仁义内在"说总结了子思的"仁内义外"说,确立了道德自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孔门的仁学.     

儒家"类"观念初探

人不独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存在”。西方哲学中的“类”观念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所标的的是物因其所具有的“共相”而组成的集合,而它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转型,使得一种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被揭示出来。这种发生在西方观念系统中的转型开启了与儒家哲学对话的契机,并由此为理解儒家的“类”观念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类”乃是人经由自身之自觉活动所实现的兼容同一与差异的存在样态,儒家目之为“群”。而“仁义”之道在“类”观念的视角下或可作如此解释：“仁”代表了人天然本具的与万物相感通的通性,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参与到整体性构成之中的基础;“义”则代表了人能够在实存中容纳后天差异性内容,捍卫并成全特殊的、个体的“自我”之德性。     

《淮南子》论“道”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继承了春秋以来的道家思想,其道论探究了宇宙的本原,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应作具体分析。张允熠认为,《淮南子》处于西汉意识形态由"黄老之学"转向"独尊儒术"的过渡阶段,故其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丁原明认为,《淮南子》的道论、无为论及其综百家之长的特色均表明《淮南子》建构的是一个以道德为统领而兼容百家的黄老学体系。陈广忠认为,史书所载刘安"谋反"案为冤案,刘安的自杀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     

《淮南子》思想主旨新探

张允熠认为,《淮南子》处于西汉意识形态由"黄老之学"转向"独尊儒术"的过渡阶段,故其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     

《淮南子》与黄老学

丁原明认为,《淮南子》的道论、无为论及其综百家之长的特色均表明《淮南子》建构的是一个以道德为统领而兼容百家的黄老学体系.     

贾谊经世济世思想探析

本文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例,中肯地探讨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贾谊认为,秦兼并六国,用的是法术诈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是必要的。但统一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德政,以仁义为本。秦朝之所以灭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术诈力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国策,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仁义"治国。他的思想不仅对汉文帝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对后世影响也较大。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先秦管理思想中的仁义观

先秦学者( 史称先秦诸子)在研究管理问题时, 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当时的理论, 而仁与义是当时思想理论界中最有影响的两种哲学思想, 因此在先秦学者的管理思想中充满了仁义哲学。他们认为, 仁义在管理工作中是一种管理原则, 只要管理者按这种管理原则去推行管理, 就一定能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从而取得管理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