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终极标准

(1)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读遵循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2)利益一致情况下的道德终极分标准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3)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分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它在他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而在自我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原则.     

被排斥者如何革命？——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当今世界著名左翼哲学家齐泽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中重塑了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理论,提出了以“被排斥者”为核心概念的新无产阶级理论。被排斥者的革命行动分为两个过程：被排斥者先要经历四重无产阶级化成为一个纯粹空无的主体,而后在没有大他者保证的前提下抓住机会之窗,以此为撬开整个旧的社会符号秩序的支点并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符号秩序,进而建构新的现实。拉克劳、林哲元和马奥尼对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理论进行了批判。借鉴这三人的批判,我们对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批判与反思。齐泽克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仅是一个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改变世界的革命家,因此,他永远比不上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     

他知与自知:多元无知理论视角下的老年人媒介形象

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将老年群体置于国家、社会和媒体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媒介形象影响着社会公众对老年人的态度和行为。本研究基于多元无知理论视角探讨老年群体的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都对老年人形象呈积极正面的认知;但老年人高估了中青年人对老年人的负面态度,低估了中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正面态度,老年人感知的态度与中青年人的实际态度存在程度上的认知差异;媒介说服推论和敌意媒介效果解释了这种认知偏差。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对他人认知的准确判断,更好地认识自我,通过自知建立自信与自尊。     

关于独立民间组织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的若干问题

政府绩效评估是依据绩效指标,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1]它包括确定评估主体,明确评估内容,评估指标及标准,选择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果应用的权重配比等多个环节.     

解读的意味——《诗意的塑造》评介

艺术需要解读么?钱钟书先生揶揄自己是“下蛋的鸡”,艺术家也就是那只“鸡”,作品是“蛋”,品尝和营养分析的事应该留给他人。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么?作为人类情感生活最高表现形式的艺术,其解读远不像营养分析那样简单。从既往的艺术史料文献中我们发现艺术品的解读往往附加了     

社会合作与利益协调:国外公共品博弈实验综述

在国外的经济学实验研究中,主要采用公共品博弈实验来分析社会两难中的合作问题。研究发现,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被试,其中条件合作者是最为普遍的类型;利用货币性惩罚可以维持较高的合作水平,但惩罚本身产生了二阶水平的公共品问题,货币性惩罚所隐含的效率并不明确,而反社会性惩罚可能不会增加合作并降低效率;用非货币性惩罚(如表达不满、驱逐搭便车者等)与非惩罚机制(如交流、代际忠告等)也可以维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和效率。这些实验证据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如何将经济实验的经验应用到"实地"环境,为解决社会两难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将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文化多元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他者认同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正在以各种诡异的方式进行表达。文化多元性的所谓实存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主要立基于表述者的自我意识,而作为异文化的他者的在场则时常被忽略。因此,重新审视文化多元性的表述方式,增进"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在强调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正视"他者"的存在,是全球化背景下维系文化多元性存续所需要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中的传播——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例

英文版《中国文学》自1951年国庆创刊到2000年停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其有计划、系统的作品译介使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获得一定的认知。而浓厚的政治色彩、僵化的出版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及翻译人才严重流失,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失败。吸取其失败教训,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注重中外文化背景差异;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建立多元化对外传播交流方式;重视优秀翻译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向世界全面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七月作者群与七月诗派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而形成的七月作者群,显示出强劲的创作阵容与文学影响,由此而促成具有鲜明流派特征的七月诗派产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提供了从作者群到文学流派的双重动力,两者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战时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学进行现代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