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背景;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理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这一思想的深厚意蕴,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新时代中国要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打好三大攻坚战,缩小两大差距,提升五大文明,又要稳步迈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唐君毅的性情形上学探析

唐君毅指出,人的心灵对于有价值的对象会自然产生爱慕之情,这种好善恶恶、愤悱向上之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即知即行的心灵活动。它所感知的价值理想,作为既真实又应当的命令,先实现于内心,再求被实现于现实世界。人的生命心灵中原始的至性至情能超越"我执"的限制与封闭,而达至我与他人他物的同情共感。这便是"分别我执"的超越,也是心灵的感通。唐君毅指出最充实圆满的宗教精神能展现天地人三才之道,源于人之精神超越性的最高表现。他以"超越的感通"来表示人的这个超越向上的向度。我们可以用唐君毅描绘人之仁心客观化为天心的历程来表示人在此的超越性。这是一种对人本身之"无限心量之具体内容"的深切领悟。如此向上超越感通的信心便是来自于人性中愤悱向上的好善恶恶之性情。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湘军具有与历代军队完全不同的节制机制,是一支以理学维系的新军系。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在其应对艰巨的经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宗,以诚为心,以术为辅的治军经世之道。     

先秦儒家"以乐修身"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认为音乐对个体修身具有重要作用。儒家乐论中揭示了"以乐修身"的心性论依据,"游于艺"的心理特征,致"和"的修身目标及境界。这些思想对我们反思现代人身心修养之必要,反对艺术教育的功利化等富有启发。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