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

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都与丧礼有关,表示死者远行不返,因而成为死亡的讳称,历代文献中的其他解释不足为训。前代所谓“大行之称,起于汉氏”的说法,实为误识。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自铭为“行器”者,其功能可与《仪礼·既夕》中的记载互相印证。青铜“行器”的用途绝不限于征行、燕行等,它们也可视为随葬的“遣器”。“行器”自铭出现的高峰期正是春秋时期,而《仪礼》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契合。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陈忠实小说与秦地民俗文化

在近代当代文学的"文化热"中,不少作家从民族远古的或者近代的民俗文化中汲取创作素材,出现了民俗文化向纯文学的强有力的渗透乃至交融.当代作家文化意识的觉醒,使我们的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同时能以20世纪开放的世界性眼光艺术地把握显示的优秀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梆子老太>、<四妹子>、<蓝袍先生>等一系列作品便为我们展示了关中民间人生仪礼民俗文化.     

劳动合作、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西龙脊壮族家族和村寨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进行描述与分析,具体地呈现一个壮族地方社会的建构逻辑。文章认为,龙脊壮人的“家门”是一个依两可家系组织起来的血缘组织,以家屋为核心,且与家屋具有同构性;“寨”则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合二为一,以寨老为联系中心的人群共同体。“家门”与“寨”以劳动合作和互助以及仪礼交换为基础进行建构;他们充当着家屋之间社群联结及友情的蓄水池,承载并具体实践着龙脊壮人与自己人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跟自己人结婚的理想。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作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两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郑玄校《仪礼》不从误字、衍字、倒文、坏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两种本子在长期传抄过程中都难免产生误字、衍字、倒文、坏字。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凡遇误、衍、倒、坏之字则皆不从,而必择无误之字从之,而不论其为今文、古文,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校勘精审、错误较少的《仪礼》,并流传至今。本文尽索《仪礼》中郑玄所不从之误、衍、倒、坏之字例而一一考辨之,以明郑玄之所以不从之由。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双重样态:婚姻礼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春秋妇女——以《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为中心,探讨春秋时期妇女在婚姻礼制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差别地位。《仪礼》旨在从伦理道德的范畴为其时社会构建一种理想和制度化的模式,故其中更多的是彰显一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但从更多体现实际生活的《春秋经传》中却发现,春秋时的妇女并非永远的服从者、卑下者、被统治者,甚至男女尊卑、主从地位颠倒的现象在其时也绝非罕见。这种与其时居主导地位的男尊女卑性别等级制相悖现象的存在,是与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