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导师制在企业内部的具体运用和实施

导师制作为有利于员工和组织进步与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已被西方企业广泛应用。在中国，导师制理念已经逐渐深入公司文化，且实施效果卓著。本文结合中国企业现状，就导师制在企业内部的运用和实施提出具体操作办法。     

浅谈企业如何加强应届大学生培养管理

本文详细分析了英特公司在应届大学生培养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树立系统的人才培养观念，推进人才培养计划衔接；树立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观念，拓展人才培养方式；树立“一年过关、二年定位、三年起飞”的人才培养观念，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基于对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文化建设新路径的研究,首先要明确新媒体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然后结合这三点影响,对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了利用新媒体宣传企业品牌形象、增加企业传播管理理念的途径以及有效弘扬企业核心价值的三种对策,总体实现企业文化建设的高效化。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

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环境风险频发的高风险时代,企业应承担环境责任已是不争的事实。特殊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呈现出众多特点,潜在着巨大的环境危机,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最主要的利用者和环境问题最大的制造者,拥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诸多技术和能力,应对环境风险更具优势。但是众多因素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传统责任体系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缺失,无法确保企业能就环境问题自我负责,要解决企业在科技发展、生产或盈利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问题,必须认清形势,优化外部环境,培育企业文化,转变企业环境治理理念,配以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使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成为企业自主行为。     

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科技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驱动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研究开发的重要参与者,科学评价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分析国内外新区科技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研发基础、研发效益和现代科技四个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系统,并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评价系统的可靠性;根据评价系统测算出现阶段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通过与成熟新区科技企业的比较,发现其短板和不足,力图为决策者科学合理评价、管理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新形势背景下构建高效企业管理体制的策略研究

迈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各企业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不得不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谋求新的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导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竞争形式,如何在多变的环境中求得长期生存与发展,是许多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构建起高效的管理体制,才能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使企业收获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尝试研究在新形势背景下构建高效企业管理体制的策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互联网深化、信息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平稳性

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和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缓解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稳定企业出口预期,保障出口企业的持续生存。本文首先基于Fernandes 和 Tang(2014)的研究框架将互联网深化程度和出口集聚同时纳入到异质性贸易企业模型,在剥离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揭示了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特别是出口持续生存的内在机理与方向。研究发现,不同于出口集聚会同时影响企业的需求冲击和成本冲击,互联网深化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通过贝叶斯法则(Bayesian Rule)使得企业修正其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其对目的国市场成本冲击的估计精度,从而在互联网深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较低,有利于其出口参与度和出口稳定性的提高。然而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不影响企业在目的国市场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本文使用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命题。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降低信息不确定性的微观机制,以推动外贸的平稳增长。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