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黔诗纪略》采诗看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多样,包括对文集、史乘方志、刻铸文献、口传文献、图谱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明代黔诗在该时期的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地方志局参与其中;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传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咸同时期的传播不广,诗歌留存较少,受关注度较低.     

文化“汇流”:华人艺术家周文中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途径研究

努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提高国际影响力就要打破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美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倡导并践行的东西方文化“汇流”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传统与现代的汇流推动东西融合、古今一体,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其次,经验与情感的汇流可以增进认知,建立好感,营造顺畅、有利的传播环境。最后,本土与国际的汇流有助于培养重视艺术传统、具备国际视野、贯通中西的艺术接班人。据此,以周文中为代表的华人艺术家借助中西方在“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共通之处,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并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其有益经验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及当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话语责任

本文从社会、传播、个人三个层面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话语责任进行了探讨,并理析出了确立和承担话语责任的两个基点:立足于大众传播的性质和任务,立足于主体的认识和创造。文章认为,社会层面的责任承担,在为大众传播确定方向的同时,也为具体的有声语言创作确立了高远的目标;传播层面的话语责任是主体对大众传播作用具体化的认识;而在个体层面,话语责任则是指传播主体进行具体的语言创作、话语表达时所应承担的权利与义务。     

论当代社会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社会变迁对中国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深入研究电视媒介人的观念变革、电视节目构成的多元化、受众接受心理的演变、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可以使得电视传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     

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国际传播的 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内外有别和灵活应变,巧妙运用国际传播策略与传播技巧,有力回击了国民党的政治谣言,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舞台。从传播学理论来看,毛泽东注意采取多样化的国际传播方式,细分国际传播受众,优化国际传播话语,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使得传播效果最大化,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