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与特征分析

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提。基于共同富裕内涵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提出新的中等收入标准界定方法,可以得到兼具全国统一标准与允许地区差异的中等收入标准。利用1978-2020年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以及1980-2020年31个省级层面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对个体数据进行还原,测算全国和不同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模型和比重,结果发现：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6.79%;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脆弱程度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征;五类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规模总数为5亿人左右。最后,通过对标准、方法、数据和收入进行四维对比,论证研究结论可信,为进一步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基于边缘效应理论的居住区边缘空间优化设计——以重庆广益街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边缘空间是居住区与城市之间信息传递与物质交换的载体,承担着居住区与城市异质空间之间资源交换的功能。然而就目前而言,居住区边缘空间普遍存在着与城市分离、封闭性过强、空间利用率低、功能形式单一、缺乏人性关怀等系列问题。该文针对现存问题,以重庆广益街居住区为例,引入生态学中的边缘效应理论,建立“柔化—融合—共生”的策略框架,以期柔化居住区与城市之间的硬性分隔,提升城市整体空间形象,激活城市空间活力,为类似的居住区边缘空间规划与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边缘文本﹕以《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

权威典范知识造成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如一稳定建筑物﹐人们安居其间难以突破此知识造成的思想牢笼。笔者指出,边缘文本可以作为突破此认知障碍的窗口。以写成于1929年﹐因被认为无学术价值而长期未能出版的一本《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说明什么是边缘文本﹐以及阐释它为何可作为反思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让我们得以突破权威典范知识的束缚﹐对自己一向熟悉的知识体系与现实世界有崭新而深刻的认识。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鸡娃”现象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与治理路径

“鸡娃”指父母试图通过强心理预期、强家庭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持续投入,以期达到提升子女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的目的。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赋权使个体“鸡娃”教育行为的信息生产成为公开分享的教育行为可参考范式,在互联网用户的相互模仿下演化为“鸡娃”群体行为,形成中国社会现实环境和互联网虚拟环境同构的“鸡娃”现象。父母由于“鸡娃”现象的群体压力产生教育焦虑,通过互联网空间的情绪分享和感染,形成了“鸡娃”情绪的社会化传播。为此,要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背景下对“鸡娃”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促使家长形成理性的教育参与,有必要从行为、情绪以及观念三个方面入手,消解“鸡娃”行为的模仿,阻断“鸡娃”情绪的传播,推动“鸡娃”观念的转变。     

突出特点,做好新时期科研群体的老干部工作

本文以实践为基础,针对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总结了老干部工作的经验体会,并对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科研单位老干部工作提出对策思路。     

《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

从吴宓到鲁迅,再到后来的研究者,都将<史地学报>和<学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的核心人物、诸位同人和刊物本身三个层面与后者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揭示1920年代在南京乃至全国学界甚有影响的两份刊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异同所在,同时也可展现当时相关学术群体的学术风貌.     

“互联网 +”环境下的成年人群体阅读策略

“互联网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让碎片化阅读成为日常阅读的主要形式,却使文化积淀厚重的经典读物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碎片化阅读让读者慢慢失去了深度思考和深度学习的能力,产生懒散性。成年人如何在“互联网 +”环境下走进深度阅读?又如何在群体阅读中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本文着重在成年人群体阅读策略方面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