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体式的理论争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小说体式上的歧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小说的故事性,并主张结构的严密性;一是要消解小说的故事性,否定严密结构的合理性。前者内部又有重观念、重人物、重情节的不同;后者内部也有散文化和诗化的差异。在社会学模式兴起的背景上层开的小说体式上的此种歧向,在三、四十年代引起了如何写小说的争论。这一争论涉及对小说本体特征的认识。最终,真正能够使得散文化、诗化倾向败北的力量,来自社会学模式的政治化,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典型论势力的扩展。     

七言歌行的体式与李白歌行的特征

七言歌行产生于汉魏,发展于齐梁,依其句式、韵式、修辞手法和后出的声律诸种构成要素,形成了古七言体、骚体、乐府杂言体、齐梁体、赋体等体式,各体都有自己的独特形态。李白在歌行创作中全面吸收了之前歌行创作的艺术经验,接受了各体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他的歌行形成了有别于前人和时人独特的体式特征。     

试论陶渊明对诗歌体式的继承与创新

陶渊明的诗歌按文体来划分可分为四言诗和五言诗,其中包含了各种题材的咏史诗、田园诗、拟古诗、责子诗和联句等.除了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之外,陶渊明在诗歌体式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中国诗学的"格"论

以"格"论诗,贯穿了汉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学史."格"主要指体式规范,也包括诗歌蕴涵的精神志气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它兼有形式与内蕴两重意义既包括诸如方法、体式等形式要素的方方面面,又多关乎品位,有思想性方面的要求."格"体现为固定的范式,它的质性比较稳定,人们能够师法仿效,致使中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范式得以代代相续;同时,它又易束缚诗人才情的自由舒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术法则的创新和主体精神的实现.     

“泛宋诗运动”与近代汉诗语言体式的变异

晚清之时宋诗运动有一种渐次扩容、不断泛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古典汉诗的语言体式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语言形式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俗语入诗,使近体诗语言更加通俗化;欧化语汇的大量掺入,打破了近体诗"古雅纯正"的格局;新语法的广泛使用,促使诗文边界进一步模糊。体式变化方面则有:推论句法的广泛使用,导致诗歌议论性的进一步强化;叙事性增强,改变了传统诗体的言说方式;融合诗歌诸体,借鉴散文因素,致使诗歌发生"杂体化"变异;虚词广泛使用,推进了诗歌的散文化趋势;诗歌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从表现性抒情到传达性信息的转变等。宋诗运动对"诗界革命"无疑有推动之功,但晚清"新体诗"严守"新理想旧风格"禁律,"旧格律"成为无法逾越的文体障碍,对这一壁障做"最后一击"的乃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因此白话诗运动可以说是晚清宋诗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对"礼"的记载:作者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使<左传>始终参照礼来记事;而"礼"以过程和细节表现其意义,要求记录者对事情的本末和细节特别关注.礼仪的言行相兼及记言明义,使得<左传>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事必兼言的写作手法,由此形成了言事相兼的全新叙事体式.     

明万历笔记著述方式初探

万历笔记主要以"赫蹏"为书写载体,以"巾箱""巾箧"等作为储存工具,片纸在书写空间上的有限、箱箧在分类功能上的欠缺,造成了笔记零散、杂乱的文本状貌。万历笔记的写作大多是在作者年老多病或公余闲暇时,作者消遣闲暇的心态决定了笔记自由随意的书写风格。万历笔记的记录大致可分为专录、漫录两大类别,两类笔记皆遵循一种"间断—累积"的成书模式。绝大多数笔记不分次第和类别,少量笔记虽有次第或分类,但其材料并未达成内在的统一。笔记独特的著述方式导致了其条目之间的"独立性""无序性"等特征,并最终构成笔记与论著在著述体式上的分野。     

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传承关系考论

陶渊明的四言诗约占陶诗总数的六分之一。这部分四言诗无论在思想抑或艺术方面,都是陶诗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陶渊明四言诗独具诗学审美价值。它们对于《诗经》的形态体式、现实精神、比兴手法诸方面,皆有很好的承继与发展,达到了形神兼备、深入骨髓、古色古香、神韵独特的自然化境。这是诗人烂熟《诗经》、学以致用的理想收获,也为后世学习《诗经》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楷模。陶渊明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四言诗自曹操以后再次焕发出古朴清雅的艺术光芒,给东晋玄言诗充斥的沉闷局面透射出一线光明。陶渊明的四言诗承前启后,功不可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