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贾岛五言律诗的体式特征

中唐诗人姚合、贾岛以清僻细密的艺术旨趣、奇涩精警的五律体制在诗歌史上独标一格.他们继杜甫对七言律诗的细密琢磨终至大成之后,开辟了五言律诗体式奇变的新风气.其结体成篇不苟常态,有蜂腰体、全篇单行体、搏挽法、逆挽法、因果法等结构方式,尤其是蜂腰体和单行体,形式朴拙生新而气韵圆转流贯.对仗的方式除常体之外,又有假对、流水对、当句对、隔句对、轻重对等,其中流水对和轻重对最能代表姚贾五律的对偶风格以及诗人诗歌创作的才情胆略.句式的生新奇变方面,则有十字句、倒装句和折腰句等,其中最具姚贾诗体特征也颇为后人称道效法的十字句式,于别致流畅之中见古拙之美.姚贾五律体式在中晚唐之后不断有众多后学推波助澜,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诗体格局.     

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

四言诗随着语言的发展实字化以后,由于单句语法意义的独立,失去了诗经体四言丰富多变的富有节奏感的句序。而在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及排比句的连缀。对偶的单调性和高密度造成了使用单音节虚字和连接词的困难,使四言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说理之首选。于是,向诗经的风诗和小雅寻求减少对偶,自然承接的句式,就成为必然趋势。但陶渊明复归诗经体的成功,却说明实字四言重构体式的失败。玟是东晋以后四言衰亡的内在原因。     

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传承关系考论

陶渊明的四言诗约占陶诗总数的六分之一。这部分四言诗无论在思想抑或艺术方面,都是陶诗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陶渊明四言诗独具诗学审美价值。它们对于《诗经》的形态体式、现实精神、比兴手法诸方面,皆有很好的承继与发展,达到了形神兼备、深入骨髓、古色古香、神韵独特的自然化境。这是诗人烂熟《诗经》、学以致用的理想收获,也为后世学习《诗经》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楷模。陶渊明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四言诗自曹操以后再次焕发出古朴清雅的艺术光芒,给东晋玄言诗充斥的沉闷局面透射出一线光明。陶渊明的四言诗承前启后,功不可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     

试论晚清白话报刊及其语言体式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晚清士大夫掀起了一个广泛的兴办白话报刊的浪潮。它是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报刊媒介的结合,表现出启蒙的内容与对新知识的推介。同时,晚清白话报刊也得到当时地方官员的支持,使之不乏儒家的“教化”色彩。在语言体式方面,晚清报刊白话与文言形成了等级关系,表现出与口语和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双重渊源,是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中的重大事件。     

构建作文评语新体式

作文评语必须冲出教师强加给自身的精神压力、学校管理层对评语的检查、少数学生对评语写作创新的误解及家长对作文评改的苛求等重重包围 ,才能有所创新。主要从评语写作的新角度、评语写作的新思路、评语写作的新内涵以及评语写作的新标准等几个方面来构建评语新体式。     

卡明斯视觉诗"1(a"的视觉模态隐喻的人际元功能探究

建构在社会符号学意义上的视觉模态隐喻是自然语言系统和剐语言系统结合的产物,它具备了语言的系统性和功能性.由印刷体式表征的视觉模态隐喻在卡明斯视觉诗"1(a"中通过陈述制作者和观察者与所代表物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完成了其语言的交流功能,它在与语言的转喻和隐喻关系层面实现了人际元功能.     

现代散文意识的群体自觉与个性表达——论浙江新文学作家的散文建树

在现代散文初创期,浙江新文学作家功不可没.他们是现代散文意识最早觉醒的一个地域性群体,凸现了浙江地域文化和散文传统的潜在意义,以及在现代散文史中确立地位的显在意义.他们对现代散文理论观念的探索和文体实践,由此显现出的多样化个性风格,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散文的艺术表现,并提供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基本构架和散文体式样本.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 ,历代所传《大雅·大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考察《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大雅》诗的乐章类型以及《大明》诗的章句构成和诗义解读 ,考辩《大明》诗两种不同体式之正误 ,可以得出《毛诗》所传体式为误 ,《诗集传》所遵体式为正的结论     

论唐代古文运动对文赋体式形成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成就引领文学革新走向成熟和兴盛,使得文赋在形式上突破骈赋、律赋的格式束缚,向着质朴化、散文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