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权利发展的三大轨迹及其启示

土地权利制度是土地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科学健全的土地权利制度应当从国情出发,遵循土地权利发展的一般规律,满足土地利用的现实需要.从人类土地权利形态的发展历史脉络来看,土地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轨迹,即土地权利由绝对走向相对,由平面走向立体,由静态走向动态.我国现行土地权利制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平面权利和静态权利,未能充分体现土地利用的立体权利和动态权利.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建设的重心应当是立体土地权利和动态土地权利的制度建设,即在空间权制度和土地发展权制度两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浅谈言论自由的内涵

文章认为言论自由是指以口头、书面以及其他形式发表思想意见和观点的自由以及通过上述形式从别人那里获得思想及信息的自由，它应包括任意发表言论的自由、接受他人言论的自由以及保持沉默的自由这几方面的内涵。     

论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意义内置

从普通知识学的叙议角度看,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义项结构与意义域为文化生活参与权、文化成果拥有权、文化方式选择权和文化利益分配权的义项分置脉络.其中形而上的文化权利的意义存量来源于三个最基本的现实生存向度:一是普适价值的人权意义嵌入,二是政治文明准入条件允诺,三是民族文化传统延展定式;形而下的文化利益则应从三个维度思考其个体文化利益结构:一是国家财富总量及其文化福利支出比例,二是区域财富均量及其文化利益落差,三是个体财富支配量及其拥有的现实分配条件(包括竞争性利益获取与非竞争性利益保障).     

转型中国的政法救济机制

新中国形成了政法治理的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法模式下的救济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想化的权利救济机制尚不健全之时,政法救济机制有效弥补了权利救济的漏洞,并且是一个可供依赖的过渡路径。政法救济机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权威为公力救济提供权力支撑、政法治理矫正程序主义的救济弊端、政法综治优化救济机制结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对它的改造和完善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应当提高信访、泛行政调解、首长公开电话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的制度化水平;同时从转变执法方式和坚守程序正义底线两个方面强化政法治理的权利伦理品位。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

曾宪义发表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上的《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一文,让人读后耳目一新。该文较好地阐述了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的关系,分析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利发展方面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提出了为保障民族权利,加强宪政建设的主要途径。综合考虑,该文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观点值得关注:(一)在界定民族权利的基本内容中,除了肯定民族生存权利、民族自治权利、民族公民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外,还特别强调了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权,特别是经济发展…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

本文阐述了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分析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利发展方面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作者认为 ,为了进一步保障和发展民族权利 ,必须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政建设 ,处理好民族自治权与民族其他权利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处理好秩序稳定与自由权利发展的关系 ,处理好基本权利制度与具体法律保障制度的关系 ,加快民族权利法治化建设的步伐。     

"一战"以前的国际法与"少数人权利"的保护

“少数人”是非常古老的社会现象 ,而“少数人问题”却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并逐渐成为现代国际法十分关注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表明 ,“少数人权利”不仅是国际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少数人权利”本身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又从一个方面促进了整个国际法的完善和进步 ,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体系。尽管目前国际法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少数人权利”的内容大部分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早期 ,许多内容又是在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 ,回顾和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法中“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历程 ,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逐渐发现、承认并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历史过程 ,是很有意义的     

权责二元对应思考--论"非典"防治中公民政府间的依赖关系

针对最近出现的"非典"事件,提出将公民的权利义务与政府的责任权力作对应思考,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依赖关系.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这对于理顺"非典"防治中的公民政府间的相互关系,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推进法治进程,应当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中国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权利样态研究

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也存在差异,对权利的理解和要求必然有所不同。过去我国对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往往重点关注政治权利的发展,对经济等权利的发展重视不够;同时多强调民族权利的共性,对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差异有意无意给予回避,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发育不良。随着社会的发展,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的权利意识必定增长,由此也会带来权利资源的严重短缺,并引发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冲突。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具有特殊性,其权利也应有其特殊的内容,它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