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共情

通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感受和思考,共情是一种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共情是公正司法决策得以可能的前提,只有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双方的事实争议和诉讼请求,也只有对案情进行共情地理解,才能给出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共情也是公正司法决策的保障,共情可以克服法官的偏见,也可以克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此同时,共情具有熟悉偏见、此时此地偏见等局限,这些偏见会导致法官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法官必须诉诸经验和常识,并通过学习机制来缓解或消除熟悉偏见,通过正确的共情方法来缓解或消除此时此地偏见。我国法官的司法共情是比较普遍的,就共情的具体运用来说,我国法官在产生司法共情的同时,能够恪守法律的底线,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

志、意、情 ,是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审美———艺术内涵的三个基本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分别成为审美意识的核心。王阳明美学处于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前夜 ,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化和对近代美学的预见。在其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基础上 ,王阳明致力于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意统情志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 ,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以“志”为本的理学美学 ;另一方面 ,它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通过其思想的阐发 ,可以为当代以“情”为主导的美学精神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社区党组织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社区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目前,社区党组织存在全覆盖盲区、工作方式单一、社区干部素质能力不强的现实紧迫性。社区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沟通协调、保障兜底和激励动员作用,需要在增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高社区党组织党务工作者能力水平,加强社区党建方面发力。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