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树上结蛋"说起

鸡蛋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食物,我们对它并不陌生。然而在过去,对于鸡蛋的来源,总有一些争论不绝于耳,比如鸡蛋究竟是圆还是方,是树上结的还是鸡下的。可在现代社会里,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原因并不在鸡蛋本身,而是某些人由于思想意识错位而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     

我国会展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的优化选择

我国的会展经济发展历史较短,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会展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我国会展经济发展中,当前的政府行为存在越位与缺位的偏差,应从产业政策、组织体系、市场秩序、企业培育四个方面进行优化.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自主创新对中部崛起的社会生成研究

自主创新是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社会生成的过程,它从文化价值的认同出发,透过相关组织机构,把有关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以负反馈作用的超循环机制构建创新系统,在社会中分摊创新风险,促进创新系统的社会运行.     

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论城市化的本质及对广东城市化偏差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以此判断并对广东城市化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最大的问题是城乡非均衡发展,城乡差距扩大.必须转换城市化发展现,走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论市场转型与中国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

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这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的兴起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那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到底表现出何种特征呢?通过对精英的"循环"与"再生产"的争论的梳理,人们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表现出既包含有"循环"又包含有"再生产"的复杂特征,而这种复杂性正是由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中国一线城市住房市场的价格动态学研究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飙升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国家相继出台了调控这些大城市房价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制定往往忽视不同城市或地区间房价的动态关系.文章考察了中国4个标志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000～2010年间房价的传导机制,将有向非循环图和误差修正模型相结合,找出了这4个主要一线城市房价的动态关系.     

道德评价中的消极手段偏差

消极偏差是指与同等强度的积极事件相比,消极事件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更大.基于消极偏差在社会现象中的普遍性,我们预测,相对于积极手段,以消极手段达成目的对道德评价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导致负面的评价.我们称之为道德评价中的消极手段偏差.在本研究中,我们让被试对一些假设的道德情景进行评价.实验1发现:相对于通过作弊提升自己,通过作弊贬低对手而使自己获益的行为被评价为更不道德.实验2发现:相对于通过作弊提升相关利益方,通过作弊贬低其对手而使相关方获益的行为被评价为更不道德.两个实验一致地证明了道德评价中的消极手段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