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际接触理论的批驳与拓展——兼论高校民族学生关系发展的新思路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偏见源于错误判断,群际接触能有效减少偏见。在对平等的地位、共同目标与群际合作以及权威、法律或习俗的支持等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进行批驳后发现:地位不平等并不必然产生偏见,群际合作也可能会产生冲突,社会支持未必降低偏见。实际上,按群际接触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接触策略,依靠认知扩展跨越群体差异,多方面控制群际合作过程,利用移情唤起改变内隐态度,都有助于降低群际偏见,抑制群际冲突。     

从违背合作原则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权势关系

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以高超的话语技巧为自己在现代文学史上争取到了话语权。本文从会话合作原则出发,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在交际过程中违反会话合作原则而体现的权势关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给读者观察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特征提供了新的社会政治视角。     

人称中的人生百态

人称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个貌似不起眼的因素,但高明的作者却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来传达说话者的语气和情感。本文分析简·奥斯丁的名作《傲慢与偏见》中形形色色的人称,揭示其背后所掩藏的微妙的人物关系及复杂的人物性格。     

论公众参与行政规划与防止偏见规则

行政规划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土或城乡规划、兴办公共事业或者公共设施等行政目标，对将来一定期限之内拟采取的方法、步骤、措施而对外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划”。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成为行政机关在其确定的时空范围内从事其他行政活动的依据，具有与法律规范相似的功能”。因此，如此重要的攸关国计民生的事项理应有公众参与，如此人民当家作主权才不至于虚置，这是宪法层面公众参与行政规划的意义。公众参与行政规划制度的制定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行政复议程序的正当化修复——基于司法审查的视角

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以及多年实证数据显示,行政复议程序欠缺＂正当化＂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复议程序进行正当化修复,使得行政系统内的行政复议机关,以相对客观超然的立场,公正、合理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提升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复议制度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十分必要。正当化修复应根据听取意见、防止偏见、信息公开三条路径展开,须在走出行政复议司法化误区的前提下,通过对模糊概念的明确化、增设＂行政复议委员会＂、添加＂单方接触之禁止＂规则、添加复议材料＂便民公开＂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中国画屏”上的景象——论毛姆眼里的中国形象

在英国作家中,毛姆的作品最具异国情调。他凭借丰富想像力所构设的艺术世界,显现着浓郁的域外风情,同时也呈示着那种以欧人心态观照异国的文化视角。他来中国追寻的是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烂,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在汉唐盛世甚至是在庄子的《秋水篇》里。透过他那画屏上的古典中国形象,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化优越感心理作用下的傲慢与偏见。     

友谊不相信偏见

目光短见的领导及权威人士讲话常用些陈词滥调。我总能听到同一句陈腐的教条，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算是优等生的展类，总是与那些被称为“后进生”的人混在一起。一年级时，老师和家人每天都嘲笑我的朋友，他们警告我，如果我继续与这些“坏家伙”搅在一起，就会堕落，大学永远毕不了业，生活会非常悲惨。他们以为这是在教导我明辨是非。     

跨文化交际障碍中的行为意识因素

鉴于国内的许多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集中在纯语言的探讨和表层文化的分析上,试图从行为意识的角度出发,就思维定势、偏见意识和价值观念三大因素来分析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障碍,从而使学习者排除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并从跨文化交流中获得益处。     

改写理论视角下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研究

以勒菲维尔改写理论为支撑,以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操控翻译。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控制赞助人、文艺政策、诗学,对王科一中译本文本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词汇层面的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