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一个OLG模型的考察

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的OLG模型,理论分析了均衡条件下农民工收入及风险偏好因素对其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市的调查数据,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与家庭特征、收入与土地、务工状况与预期等因素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务工与务农收入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恩格尔系数和非收入性因素却大多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决策。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生活宽裕程度和支付能力,使之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确定性的预期和安全感,使之参与养老保险的水平得以提高。     

关于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考——基于浙江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已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浙江是数字经济先发地.2003年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数字浙江"的决策部署.为贯彻落实这一决策部署,浙江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数字经济呈现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规模增长强劲、创新融合驱动加快的良...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初探

阐释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出现的新变化以及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新情况,重点分析了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指出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的不适应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考虑保鲜水平的农产品产地仓建设政府补贴策略研究

产地仓建设是推动农产品上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我国政府主要采取销量补贴、比例补贴等不同策略支持农产品产地仓建设。基于供应链视角,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别通过建立无政府补贴基准模型、按销量补贴模型和按投资比例补贴模型,研究了两种补贴策略对产地仓保鲜水平、农产品定价及供应链各主体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补贴策略均有助于提高产地仓保鲜水平,提高农户和产地仓利润以及提升消费者福利。相对于销量补贴而言,比例补贴对提高产地仓保鲜水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农户收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效果更为明显;而销量补贴策略在拉动农产品销量、刺激产地仓建设主体积极性方面更胜一筹。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在决策西部大开发的前后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有过多次大动作：第一次大动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骨干项目156项,就西部来讲,仅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差不多就有40个项目。第二次大动作是“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2050亿元,其中有几年的投资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第三次大动作是在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引进一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重大成套项目47个,其中23个放在西部。第四次大动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部进行的三峡、小浪底、二滩等特大型水电项目,油田、油气田的开发,煤炭基地,南昆线、南疆线等铁路项目建设,还有通讯、航空方面建设。国家这四次大的举措,为西部开发奠定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正视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

在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存在诸多非理性因素,加之决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使得很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而这种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却往往影响着企业发展和命运。     

年底突击花钱的制度悖论

<正>时至年末岁尾,关于年底突击花钱的老话题又如约而至。在2014年最后两个月时间内,各级政府将集中完成近4万亿元的支出预算,占全年进度的26%。年底突击花钱,确是毫无新鲜感的一个老话题。但是,8月底出台的新预算法,给这个老话题增加了年度新元素,新预算法能否立威,遏制这一"老问题"?从颁布到来年元旦正式实施,新法"悬空"这4个月,也是众望凝聚的4个月。     

试论地方高校跨越式发展的领导决策

省属地方高校面临跨越式发展决策的诸多问题：例如办学自主权与办学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如何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等，都需要作出科学决断，本文就此发表一些看法。     

论地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立法中的智慧管理条款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智慧管理条款出现在上海、贵州等我国最新地方立法中。智慧管理的本质是数据处理,在国家亲权法则、利益平衡原则等支撑下具有正当性。但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与智慧管理的兼容性不够,并且智能算法可能会引发风险,使智慧管理可能对未成年人权益造成侵害,存在法治困境。应当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核心,明确预防犯罪主体的基本权责划分格局。在此基础上,探索通过地方立法为智慧管理赋能,加强制度保障。地方立法对日常型、专职型、功能型预防主体处理个人信息数据时的权责进行细化和明确;对数据收集、共享、分析等数据处理内涵进行明确,特别对智能算法的限度进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