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居及其思想再评价

陶渊明的隐居有深刻批判社会的意义。陶渊明的隐居是建立在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情极其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是从官场回到丰富的生活中来。陶渊明把劳动看做是人与自然保持一体化的途径。陶渊明辞官归隐 ,也是深知官场禁锢自由、戕害人性而厌弃功名的结果。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委运乘化、随顺自然的思想 ,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命题”思考

历史有什么用？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浅薄无知、荒唐可笑的问题。然而,它恐怕真的是一个千古谜题,永远也难以有完全透辟的解答。那些自以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驾轻就熟甚至一语破的的人,也许正是深陷于执迷的泥淖而又不自知的人。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对这个问题决不敢丝毫看轻,而是带着特有的困惑认真地寻解。 　　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法国人马克·布洛赫,曾为回答这一问题专门写过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这样一个写作由头：他十分宠爱的小儿…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真正的艺术作为最精致的文化造物是人的自由自主的本质的最深刻的体现,以及人类社会进化的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但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中,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异化。这种异化的艺术集中表现为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从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创造性的丧失、大众文化的齐一化－个性的虚假、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超越纬度的消解和大众文化的操纵性等方面剖析大众文化对人的存在的负面影响。要扬弃大众文化的异化,必须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恢复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和创造本质,即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论儒家的救世精神

儒家思想建立在一元论世界模式之中,将宇宙的时间与空间的各个部分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因而这个宇宙整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出现无序的情况都将会影响到这个整体的状态,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推动着历史主体积极参与明道救世的历史进程。儒家的救世精神是入世的,又是超越的,是一种以神圣的生命反响为目标的内在超越,所以儒家的救世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

文化差异导致了跨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不同文字间的学术交流本指望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源语地文本之理解,却因母语特点而不能得到忠实的再现。无论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努力向西方世界翻译儒家经典,还是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向中文世界翻译《天演论》及一系列西方概念等,其翻译中的文化策略与自我矫正造成知识本土化之发生。所谓翻译的对等性,应具备跨文化语义上的一致性。由于自然科学在其学术共同体中建立了共同的符号系统,故实现了这一点。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翻译活动始终面临创造性反叛,使源语地的文化观念或文本中的原有立场、内在框架与基本假定在转译中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新兰克学派论历史中的个体和普遍

19、20世纪之交,在一场名为兰普雷希特之争的史学辩论中,新兰克学派对历史中的个体和普遍这一史学基本问题做了集中论述。以梅尼克、马克斯·伦茨和奥托·欣策为代表的新兰克学派历史学家继承了兰克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以新兰克学派对个体和普遍的认识为主题,分析、论述其主要观点,凸显出新兰克学派对兰克史学思想的接受与继承,既可以拨开19世纪德国史学中不同史学思想间的迷雾,又可以呈现这一时期德国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     

“生生”：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依据

儒家主张道德修养是持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使儒家修养论呈现目标高远、始终在求“道”路上的特色,这一特色正是建基于《周易》“生生”思想之上的。“生生”即阴阳转易、化生万物,是天道之运行,具有孕生万物之德,这一德性赋予天道以至善性与恒久性,并通过天人会通,下贯至人道,使人得以继善成性,在道德修养领域同样体现为至善性与恒久性的特征。“生生”为儒家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修养不拘泥于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获得超越性的伦理意义。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