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

将法律后果界定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不仅与法律规则和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相矛盾,而且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相冲突。法律后果中应包含奖励,有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后果。规范适用的条件应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冯契的逻辑范畴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契对逻辑范畴作了开拓性的探索：阐明了逻辑范畴的辩证本性和特点;考察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探讨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方法论意义。     

基于熵值法的东陇海产业带区域发展能力评价与建设策略

以市区和县域为研究单元,从经济发展推动力、社会发展支撑力、资源环境承载力三个方面构建区域发展能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量化分析并进行发展能力评价.从省域层面看,该区域发展能力明显弱于省平均水平;从区域内部看,发展能力差距明显,综合发展能力优势集中在东陇海产业带的双核及轴线上.在区域发展能力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发展能力的建设策略:整合空间结构,深化区域分工,完善基础设施,涵养资源环境.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范成大初年吟咏之清丽俊逸诗风与豪纵快意的生活

范成大的诗歌创作是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的。其初年诗歌创作已注意向鲍照等六朝诗人和唐代诗人李白的学习,尤其是在乐府诗歌的创作上,其诗歌呈现出清丽、俊逸的风格。     

浅析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

西方社会在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估时已经将社会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但所有措施都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至今尚未存在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典,因而对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需要国际协调来加以规范。     

简析《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性及其成因

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成功地塑造了女主公苔丝的形象,其文中所描写的苔丝出外谋生和一失足千古恨的悲剧,具有巨大的悲剧研究的社会价值。通过从社会和个人性格两个不同的方面分析了苔丝悲剧产生的原因,使读者在理性地欣赏其作品的同时,更深刻地感受到作品所营造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精神家园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归宿

万光侠、夏锋在《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精神家园彰显了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归宿,超越了人的自然性、现实性与有限性,确证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的发展。首先,精神家园以“应然”的方式探求终极的价值目标。精神家园在应然层面上规定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在终极追问中获得终极的价值指向。精神家园以“应然”的方式超越了“实然”状态,用“应然”的价值视野审视、评判现实问题。在现实与理想、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精神家园专注追寻人的终极价值目标,追问自由的意义与本质、自由广度与限度的问题。其次,精神家园以“无限”的方式超越了人的有限性。现实的个人作为有限的、历史的存在,在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下,只能限定在特定的生存场域中。     

夹缝中的文学性追求——从当代文学作品的删改现象谈起

建国以来,当代文学在与体制、市场、传媒等外界因素的妥协与抗争中,其文学性以一种尴尬的方式在夹缝中生存,这一境况典型地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删改现象中。文学作品的删改大体呈现三种情形:一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规约,作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忍痛割爱,如曹禺对于《雷雨》的删改;二是基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作者主体意识淡化,主动与意识形态同步,如柳青对《创业史》(一)的删改;三是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文学被市场与传媒所左右,作者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文学的市场属性及传媒的造势,并对此作出了主动迎合,如林白对《一个人的战争》的删改。以上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删改现象,对于作品的文学性造成了损害,是我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伤痛记忆。     

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

学界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为个人主义抑或集体主义的困惑,源于学者一直受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指引而欲图对这两种相反的取向做出取舍。从社会学中有关家庭结构的比较,可以演绎出中国人在社会行动上呈现的复杂结构。这一复杂结构由家长权威、伦理规范、利益分配和血缘关系四个变量之间构成的制衡关系所组成,它使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宜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取向来概括。因此,只有打破原有的二元对立范式,才能深入系统地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变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