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功能交互下的民间信仰景观——以青海西宁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搞活经济”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成为常见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新建的、基于神话和民间信仰打造的旅游景观,与当地居民及海内外香客对民间信仰宗教化的理解,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一处旅游景观,扎麻隆凤凰山的九天圣都筹建于20世纪末,现已成为区域内闻名的民间信仰道场。扎麻隆凤凰山身份与功能的交互与矛盾,以及扎麻隆村权力格局对其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坚定新时代理论自信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解析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简称“四观”）是促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关键举措,秉持全球治理观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政治王道理念。弄通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才谈得上坚定新时代的理论自信。     

“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更是中国话语权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其过程表现在:前提条件上,"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度较高,为中国在规则上的话语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区域分工上,顺应产业沿"一带一路"向低发展梯度转移的趋势,中国在产业链上具有制高点主导优势;治理结构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由多边体系朝双边化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为中国构建了新的"朋友圈";历史机遇上,中国倡导的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欧美兴起的保守主义相互对比,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声音"越发洪亮和有吸引力;机制设计上,"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灵活高效的规则体系更适合各地区发展实际,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论基于国家秩序的网络安全

随着网络安全隐患问题的凸显,网络安全议题被各国提上议程。当前互联网对传统的主权国家秩序形成解构态势,两者间存在“地理约束”与“身份认同”的矛盾。从伴生于互联网的自由与秩序概念出发,国家秩序的理论依据在于当前网络空间的安全形势处于自由过度泛滥与秩序相对缺位的状态,且互联网在“去中心化”自由主义指导下无力实现自律性安全。因此,当前时期的网络安全应当以国家所主导的强制性秩序为安全起点。此外,网络安全的长远发展应当以软权力为分析框架,以合作精神为其内核,通过加强国际层面的政策合作与国内层面的思路引导来达到秩序构建的目标,并最终实现有保障的体系化网络安全。     

后TPP时代：国家间实现区域合作协定的研究——基于三重因素下的动态解释

进入后TPP时代,围绕在非传统领域展开的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以重构全球价值链为目标,进而实现国家间区域合作协定的规划,成为国家间新一轮博弈的“竞技场”。通过综合分析国家间实现区域合作协定可知,合作协定的实现往往受到三重因素的影响：舆论表达与交易费用、实施意愿与行为方、博弈与潜规则。从四个层面论述中国应该从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合作新常态、贡献互惠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思路、打造独立专业的区域合作新智囊、推进灵活高效的区域合作新实践上加强工作,为后TPP时代下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互动积累经验。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及当代启示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形成于一战前后,他最初赞同推翻君主制,建立欧洲联邦,后来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因此主张社会主义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再建立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世界联邦。研究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必须肯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无法实现欧洲联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及世界和平进程证明列宁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变革新趋势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西方强权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但是该构想的实现也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国际组织：世界动荡的一个可能祸源——以联合国难民署对罗兴雅人变质的“自愿遣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崛起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概念的深入发展,作为支撑制度和平与充当治理媒介的国际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益发凸显。但是国际组织并非总是和平缔造者。从外部变量看,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必然要遭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主权属性的严酷拷问;更为重要的,从内部因素看,国际组织,尤其是大型官方组织,不断扩展的权威与能力会使得专业性的官僚化执行团队走向法律和道义的背离。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伊斯兰大国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和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生的战略依托,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双边关系、利益交汇与合作机制基础。中国应将伊斯兰大国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在现有机制之外开辟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机制,结合各自优势与需求重点从一个区域、三个层面、八个方面构建治理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应以沿线地区为重点,以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与发展等议题为突破口,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治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