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业民营化的制度安排方式及其比较

公共事业民营化作为多重动因促成下的再造实践,存在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制、自由市场、志愿服务以及自我服务等七种制度安排方式。其中,俱乐部事业可采用除自我服务之外的四种方式;纯公共事业可采用合同承包和志愿服务两种方式;共用资源性事业可采用合同承包、补助、凭单制和志愿服务等四种方式。对七种方式的比较和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十个方面的因素。由于每种因素所适合的民营化的制度安排方式是有差异的,所以只有准确把握七种方式各自的要素特征及优缺点,才能实现公共事业类型与民营化的制度安排方式之间的匹配。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社会风险及防范

公用事业民营化对改进某些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但是,民营企业的自利性与公用事业的公益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无法彻底消解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介入公用事业领域后,在生产和提供部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同时,也可能会引发诸如竞争、价格、监管、腐败等问题,进而带来潜在的损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风险。防范和消解这些风险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保障公用事业民营化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城市交通中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及其对策

交通弱势群体分为生理性和社会性两大类。目前我国城市中的交通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与交通工具设计等未能充分考虑交通弱势人群的实际需求,从而造成了其社会排斥问题。生理性弱势群体参与城市交通的社会排斥主要包括基本出行、教育和就业、消费娱乐、社会心理几个方面,社会性弱势群体参与城市交通的社会排斥则主要表现在空间、时间、经济、社会关系网络几个方面。解决我国城市交通中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可在构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公交优先发展模式,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降低弱势群体出行的交通成本,建立城市交通中社会排斥的评价与反馈机制。     

基于系统最优的城市公交专用道网络设计模型及算法

设置公交专用道是实现"公交优先"的重要手段,然而,专用道设置将改变不同交通方式的道路通行能力,进而影响交通网络的整体性能。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基于系统最优思想的公交专用道网络设计方法,既保证出行者的利益,又能满足交通系统总费用最优的目标。首先,本文分析了公交专用道设置对公交车辆和社会车辆这两种交通方式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基于经典的BPR函数,构造了考虑专用道设置的不同方式的路段阻抗函数。其次,分析了出行者在多方式交通网络中的模式选择和路径选择问题,采用用户平衡理论分析了城市多方式交通平衡配流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变分不等式模型。更进一步,采用双层规划方法构造了基于系统最优的城市公交专用道网络设计模型,该模型以交通网络总费用最小为优化目标,并考虑了不同交通方式的平衡流量约束,采用分支定界算法对该双层规划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一个简单算例对模型及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及其模式探索

我国国有中小企业制度变革正处于"卡尔多改进"阶段,主要表现为发展模式的分化。民营化是近几年人们热衷于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模式。我们认为,国企民营化与国企民有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安排,前者是指企业在国有基础上的民间经营方式,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后者是指企业的国有产权转变成民有,是所有制的彻底变革。目前,我国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条件是比较充分的。通过比较论证,托管制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之一。     

日本公有企业民营化及其启示

日本公有企业民营化的成果为世人瞩目,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日本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可以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借鉴。     

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公众对供水、交通、电力等公用事业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原有的由公共部门垄断经营的模式已满足不了迅速膨胀的市场需求,所以迫切需要新的力量进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来,本文通过对公共服务民营化取得的成就和暴露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探求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思路。     

重庆打黑的法理问题思考

从2008年8月开始,重庆市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打黑除恶活动。直接原因是08年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及民营公交收编改革——政府在推进有关政策时,感受到来自黑恶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政令不能畅通。直至今日,重庆打黑活动已成功抓获2954名涉黑人员。14个横行多年的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受到致命打击,陈明亮、龚刚模、陈坤志、岳村、黎强、上天伦等24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周勇、吴刚、李洪、吴川江等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     

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制度原因探究

"郭美美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公众的问责直指以中国红十字会为首的慈善组织。一系列应对措施并未挽回信任,反而使慈善组织集体面对捐款额锐减的尴尬局面,凸显出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本文从制度层面对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进行探究。首先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通过对其组织架构的考察揭示政府对慈善组织实施控制的普遍情况;进而推测,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制度关系是造成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后从准入门槛、权责关系、监督机制三个角度,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这一现状做出制度层面的解释。结果证实了之前的推测,并得出结论: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制度关系是造成其公信力缺失的重要原因。最后从实际出发,简要提出了三条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