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突发事件呈上升趋势,做好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工作,有助于减少甚至杜绝流言的产生,有助于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有助于提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政府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把握危机处理的主动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口径一致原则、滚动发布原则、满足基本需要原则、以我为主原则,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     

海选高管:人才的引进与储备

从2001年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以来,中组部,国资委已组织7次招聘,2008年还第一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总经理.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共组织123户(次)中央企业的127个高级经营管理者职位进行公开招聘,除今年6个企业总法律顾问职位尚未确定人选外,从8946名应聘人员中录用了108人.     

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可行性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建设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逐步推进,但其实际操作效果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是推进政府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基本途径,也是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保障.     

大庆市政府机构官网更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介绍了政府官网的主要功能:政务公开、电子政务、公共参与.大庆市政府官网更新存在问题主要分为个别栏目虚设、信息更新不及时、部分内容不准确和网站资源整合不够规范四类,分析了各类问题存在的原因.从制度上保障到监督检查的常态化,从技术支持到人力资源的持久培养,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     

敬告作者

(一)所投寄的稿件必须是未曾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物或网站上发表过,字数控制在2万字以内("学术笔谈"或"专题讨论"每篇字数控制在6000字),并附带中文摘要(300—400字)、英文题目与摘要(不必与中文摘要对应翻译)、中英文关键词(3个以上)、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籍贯、工作单位、学位、职称、研究方向等)。     

论《监督法》的立法完善

《监督法》的实施使我国监督法治生态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期待.因此,需要从立法的角度思考《监督法》的完善.一是增设“法律责任”的专门规定,对监督对象与监督主体法律责任的适用条件及其责任形式作出“直接且明确”的规定.二是完善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实现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以主动公开为原则以申请公开为例外、以实时公开为原则以事后公开为例外、以实质公开为原则以形式公开为例外的基本要求.三是创设观审制等新的监督制度.     

知情权实现的障碍及因应机制——基于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研究

知情权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性、必然性权利。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遭遇来自主体、公开例外、程序等方面的多重障碍。针对知情实现的现实障碍,需要减少或取消对知情权申请主体资格的限制,建立信息公开申请移送制度,避免行政机关基于主体资格的推脱推诿;明确信息公开例外的界定、规范信息公开例外的审查制度,削减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借口;建立行政复议前置和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制度,增强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实效性,破解知情权救济的程序性障碍。     

电子政务新时代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新趋势

电子政务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相结合的重要成果,科学运用电子政务的特殊技术平台,能极大提升政务公开程度和政务服务水平。电子政务在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日益成为政府顺应民意、提高政治自觉的有效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公民知情,以及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在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信息化的新趋势。电子政务在我国民主政治信息化的新趋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信息公开与我国环境执法

环境执法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法制建设的主要症结。世界各国环境执法模式大体经历"命令—控制"模式、市场激励模式与信息规制模式三个阶段,我国环境执法模式主要采用第一种模式,而西方国家多综合选择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基于目前环境污染严重、执法资源有限、执法效率较低等现状,未来我国环境执法在继续强化传统执法模式的同时,应进一步扩展市场激励模式与信息规制模式,尤其对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在法律依据、信息公开的范围和程序、中介组织参与等方面做进一步完善。     

协商机制在预算审议中的引入:财政民主之程序构造

以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促进立法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公共预算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价值.作为财政民主的制度根基,公共预算内在要求扩大公民参与,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我国上海市闵行区的人大预算初审听证制度为探讨公民与政府协商沟通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范本,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协商机制引入预算审议过程,关键是通过法治途径确保预算公开,构建起公民参与财政预算的程序机制,最终实现对财政预算的民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