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线”内涵考辨

与现今理解的“立三路线”不同 ,由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讲话引起的 ,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及当时中央所具有的“反共产国际”思想是“立三路线”的原始内涵。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文章通过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结束的全过程的考察,认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而其恶性发展膨胀则与李立三本人的错误思想认识有关,其最终的被遏止则又主要归功于共产国际,但同时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又是很不彻底的。     

中共创建史重要发现——一大“第十五人”揭开面纱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国内出席者13人，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为中心

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栽体，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对东方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东方国家共产党避免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欧洲民族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这对东方国家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响。探析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有利于从源头上厘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从毛泽东与王明在延安的斗争看领导者素质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他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秉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中国抗战的领导权不应该归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应归于蒋介石和国民改府”、“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统帅全国军队，结成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反日联盟”的指意，在中共中央改治局会议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颐指气使，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国际关系学解读抗战初期王明的回国

王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特色的党史人物。很多学者对他进行了多方深入地研究且出了许多成果。尽管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各有不向角度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丰富了对王明的探究，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本文试用国际关系学基本原理来解读抗战初期王明的回国，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王明在当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甩。全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苏联需要及共产国际的决定；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欢迎；三是中国国民党的中意。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成因

发生在1926年的北伐意义重大,而就在北伐出师之时,陈独秀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对北伐进行批评,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分析,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文章的成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共产国际对北伐的坚决反对直接影响了陈独秀的立场;当时广州政府内忧外患,国共矛盾尖锐,是导致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客观原因;注重刷新国人思想,轻视军事行动是陈独秀批评北伐的思想根源。而与国民党分家的意图,促使陈独秀将自己对北伐的意见公诸于众。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需要准确认识。马林第一次来华的使命中并没有在中国建党的 任务。马林到达上海时恰逢“一大”的准备召开,他和随后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共同参与了“一大”的 筹备工作。从中共“一大”决议的理论层面看,“一大”的意义仍然局限于建立列宁主义的真正共产党, 并未接受马林所介绍的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有关思想。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