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收资本”到“利用资本”——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资本政策析论

资本曾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范畴,是资产阶级赖以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土地革命初期,中共的资本政策从“没收资本”逐步转变为“利用资本”,在允许、提倡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同时,积极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运营资本.中共资本政策的转变是革命实践直接推动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特殊性认识的深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缩影,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成果之一.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为了弄清党成立的历史,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有关专家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王明上台记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4月7日．李立三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并提议给共产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不料,5月,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轩然大波。6月11日,     

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此后的24年里,它成为世界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关于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问题,过去二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共产国际自身所具备的理论品质,使其成为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深刻影响到各国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组织制度、路线方针等理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在与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关系处理上,历经了由全盘接受、阶段性斗争、到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转变过程。由于秉承共同的理论来源,其合作的理论基础是稳固的。围绕两者的理论基础进行客观分析,形成初步的、较为合理的界定与认识,可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国际的帮助则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 ,共产国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对毛泽东存在着看法 ,但由于毛泽东正确地对待了共产国际指示 ,正确地处理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最终作出了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大决策 ,从而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论1927年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不可行性

1927年五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责中国共产党未能执行五月指示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动摇并日趋反动,中国革命进入了非常危急的时期。但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认识不够,以为汪精卫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维持同国民党党内的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力量,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福建永安发现当年红军遗迹

近日,福建永安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一幅幅保存完好的红军遗迹,让这个地区成为了红色旅游爱好者的天堂。永安历史上曾被毛泽东列为红四军的“筹款区域”、中央局称之为“根据地”、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定为红三军团“作战基地”,在革命斗争时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苏维埃时期的永安史料、文献、文物资源十分丰富,近年的革命遗址遗迹普查和史料征研中,新发现苏维埃时期红军标语有1000余条。     

任弼时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

毛泽东曾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任弼时远在莫斯科,并未与会。然而,六中全会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与任弼时的工作分不开的。毛泽东所提及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正是任弼时努力争取到的。